刚毅：晚清官场“两面人”与政治人格撕裂的标本
他的书房高挂的“忠孝节义”匾额，他的贴身行囊却夹带汇丰银行超额存单；他编撰的书页间写满了道德文章，他的腰带暗格却惊藏各省“孝敬”清单；他高呼变法，却亲手埋葬变法；他煽动仇外仇洋，却“里通外国”……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狡兔三窟，是其分裂人格的极致演绎；专制王朝下，官僚集体堕落的“两面人”形象使其成为了政治人格撕裂的标本。有人说，读懂了刚毅，其实就读懂了专制统治下的官场。
“官场教科书”编纂：身心分裂的集大成者“居官首重清廉，一芥不取方为真儒”“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如果不是对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不少人会对写出上述言语的人充满好感与尊敬。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偏偏它的作者就是有名的贪官与“两面人”——刚毅。1894年，这个以文书出身的官员在京城的家中闭关数个月后最终完成了这本被后世官吏所推崇的“官书”——《居官镜》。
写就此书后，刚毅先是请来了京城的名士贤达为此书极尽吹捧之能事。随后，刚毅不失时机地将此书献给了光绪皇帝。据说，光绪帝见到此书后，对刚毅好感大增，亲自批注“可为百官法式”。于是，这本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官员晋升的必读书目。在一次不完全的调查中，《居官镜》居然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与《官场现形记》并列出现在江南数省的官员书房中。
当然，刚毅的表演不仅仅在停留在一本书。这家伙一度向皇帝建议，为了向民众展示俭朴的作风，官员每月初一应穿带补丁的官服坐堂。更搞笑的是，这家伙在接待同僚的时候还常常故意使用粗瓷茶具，以展示清廉。而在山西任职巡抚时，刚毅甚至还在初一、十五两日率领官员到城隍庙宣誓“绝不贪墨”。只是，每当刚毅宣誓时，报纸的记者总是刚好在场。
由于刚毅的精湛表演，他一度成为大清朝的户部尚书，而在这一岗位，他的理财功夫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甲午战争后，朝廷在江南征收战争特别税，由刚毅负责督办。为了多征税，刚毅通过“鬼秤”，在苏州一地就多征收白银12万两，其中的8万两被存进了刚毅女婿的户头。与此同时，北洋水师向德国订购的炮弹尾款22万两因为战败的原因被刚毅以战损名义核销私吞。两年后的1897年，户部清账时，刚毅的亲信主事姚文倬发明“飞洒”记账法——把贪墨款项分散记入数百个州县“杂支”科目，御史曹允源查账时竟无从追踪。
讽刺的是，《居官镜》此时已刻印第三版。
维新变法：模糊的"盟友"与变法“绞杀者”
刚毅不仅在贪腐上时出了名的两面派，在政治上，他也是典型的变色龙。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曾记载，当光绪准备在变法中将通政使司裁撤时，刚毅跪在光绪面前痛哭流涕，诉说通政使司是世祖皇帝所立，“裁之如断龙脉”。而这之前不久，刚毅还在总理衙门里公开支持康有为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康有为在上书中，直言世界各国的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而中国之所以面临危亡，就是由于保守旧法不知变革所致。刚毅除支持康有为上书外，还将《瀛寰志略》的手抄本赠送给康有为，表达变法之志。
同样奇葩的还有，刚毅在京师大学堂的筹建中也是典型的两面派主张，既主张建设新式学堂，又要求在具体课程的设置中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要求将《圣谕广训》这类“洗脑课程”列入必修。与此同时，刚毅还阻挠梁启超关于由李提摩太出任总教习的提议，而其理由仅仅是“西人掌教化，恐坏士子心术”。
1898年，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光绪皇帝发出“新政可期”的谕令表达对维新派的支持。刚毅则又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他在朝堂上背诵龚自珍的《乙亥杂诗》以表达对变革的支持，而私下里却密奏慈禧：“废科举，满人再无进身之阶”，并指使御史们以“八股乃祖宗法度，废之则士心涣散”为由，集体上奏反对废科举。
刚毅在变法中的举动，其实就是典型的两面派作风，一边他要支持光绪的变法避免惹怒光绪，一边又阳奉阴违地对保守派下注，企图在风云变换中随时“跳船”，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1898年秋，慈禧等有意对变法进行清算。刚毅迅速捕捉到了政治风向的变化，果断下注保守派。当年的9月18日，刚毅通过密探获得了光绪带给杨锐的“衣带诏”，于是他立即誊抄送给了慈禧。在誊抄的过程中，刚毅还不忘“添油加醋”，将“妥速筹商”渲染成“废后杀臣”，此表述的改变直接激起了慈禧的“杀心”，于是“戊戌变法”至此失败。
戊戌政变时，刚毅将软禁于其私宅的林旭等人抓捕，而他们之前是以“保护维新志士”为名进入刚毅私宅的。由此也可见，刚毅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主战旗手与“里通外国”避战谋身
要理解刚毅的两面派行为，我们要首先理解“两面派”的底色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狡兔三窟式的“精致利己”。他们从不会在一个地方下注，当然也不会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义和团运动中，刚毅的所作所为可以印证这一点。
1900年，义和团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如何处理这一新势力，清廷内部其实争议不断。其时，在戊戌变法后，西方列强多对光绪有所支持，慈禧深知列强是自己完整掌权路上的一道门槛。刚毅敏锐地捕捉到了慈禧的这点心思。于是，“民心可用”的义和团被刚毅摆上桌子。当年的6月中旬，已经身为军机大臣的刚毅身着官服，在永定门外与义和团“大师兄”歃血为盟，并高呼“扶清灭洋”。让人意外的是，结盟本来应该以刀割臂，将鲜血流入酒碗。但刚毅却“对神佛不敬”为由临时改用鸡血。这个不经意的细节，其实已经暴露刚毅扭捏作态的两面派心理。
果不其然，刚毅在将结盟仪式汇报慈禧的当晚，就密令家丁将自己搜刮的数十箱金银细软运往了山西老家。
而在义和团围攻西什库教堂的行动中，刚毅的作为更是让人不解。他一边派人将“得胜饼”送往义和团，并宣称义和团可破洋枪洋炮，一边又在死宅窝藏法国传教士，甚至与列强私通消息。这种“明里煽动仇杀，暗地预留筹码”的做法让清军士兵都惊讶不已。
1900年8月，刚毅面对列强的攻势，宣称“与京城共存亡”，被慈禧制定为留京大臣，然而他很快就派管家向八国联军送去降表。当年9月，刚毅又在逃亡中，写下了《请诛祸首疏》，意图将责任推给载漪。然而，当他得知列强通缉名单也包含自己时，又改口称“臣等皆遵懿旨行事”。
1900年冬，刚毅病逝于山西，人们在其贴身行囊中发现：染血的《居官镜》残本，内页夹着汇丰银行存单（折合白银32万两）。
时间又过了一年，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上海租界出现了一副讽刺漫画：刚毅一手持《居官镜》，一手掏空大清国库，脚下踩着“清廉”“忠君”的破碎牌匾。这幅画被大量翻印，成为了革命党人的宣传利器。
刚毅早年因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而“得旨嘉奖”，从而逐步晋升至军机大臣等要职。他曾手辑《牧令须知》诸书，展示亲民爱民形象。然而，他的种种姿态其实被外人看得一清二楚。《泰晤士报》的记者莫里逊曾如此叙述刚毅：“他如同双面绣屏，在维新与守旧、忠君与谋私之间，永远展示着符合时需的那一面。”当制度性忠诚瓦解后，投机便成为最高生存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