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越南副主席黄文欢拒绝反华投奔中国，最后结局如何？

除了越南的建国领袖胡志明，我们最铁的越南革命伙伴得数黄文欢。他也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一辈子都在为中越两国老百姓的友好关系使劲儿。

胡志明逝世后，越南政府内部变得动荡不安。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也没法躲开这摊子事，但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离开了越南，跑到了中国。

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了全球，连国外媒体都说黄文欢是“逃到中国去的最高级别外国领导”。那么，黄文欢当年到底是遭遇了什么，才会铁了心离开自己的国家？他又在中国过上了怎样的生活呢？

【少年与中国结缘】

黄文欢是个老资格的革命者，他1905年在越南的一个农村呱呱坠地。他的父亲是老师，不过不固定在本地教书，而是四处奔波，在越南各地转悠，所以一年到头能跟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黄文欢的妈妈为了让他能上得起学，到处找人借钱，还靠卖绸布来挣钱。虽然家里不富裕，生活挺拮据，但她从没忽视过黄文欢的教育问题，早早就决定把他送到外公那里去求学。

黄文欢六岁那年，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特别好奇。他外祖父特别疼爱他，还专门教他学汉字，这让他第一次间接地和中国有了联系。

但外公心里明白，光靠他那点学问，没法把黄文欢培养成大器。于是，他带着黄文欢在越南到处求学，增长见识。到了1919年，外公决定把黄文欢送到法越学校去接受教育。

在上学那会儿，黄文欢碰到了好多思想觉悟高的人，他心里也老想着怎么救自己的祖国，毕竟那会儿祖国正被法国统治着呢。所以呀，他刚一毕业，就开始到处打听，看能不能找到参加革命的路子。

那时候，胡志明刚好在我国广州忙着革命事业，第二年，他搞了个革命培训班，打算培养一批为了越南独立而奋斗的进步青年。

黄文欢正烦恼没地方发挥才能，就马上和十几个年轻人一起，经过好多波折，从越南翻山越岭到了中国。胡志明特别高兴地接待了他们，这对黄文欢来说，是革命路上的第一站。从那以后，他和我们国家就有了很深的联系。

在广州这个以前被誉为“革命摇篮”的城市，黄文欢碰到了好多有见识的年轻人，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难能可贵的优点。

现在的黄文欢，早就不再是那个只有一腔热情的年轻小伙了。他成长为一个有着铁一般信念的人，精通无产阶级的革命道理，变成了无产阶级战士，还是越南革命的重要领头人之一。

没过多久，黄文欢又回到了越南。他表面上是去教书，但实际上是在搞革命宣传。不仅如此，他还跑到泰国去，向人们讲述党的革命思想。

1930年的时候，黄文欢又一次回到了中国。从那时候起，一直到1942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忙着搞革命。他去过好多地方，像南京、武汉、昆明，都留下过他的身影。

黄文欢对中国的情感越来越浓厚，说到底，两国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太像了，而且从历史角度看，两国之间的往来也十分频繁。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对他来说，简直就像第二个家一样。

【为中越友谊奋斗】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后，发现自己在国际上挺孤单的，没哪个国家站出来说他们的政府是合法的，因此在国际事务上处处受制。

到了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毛主席就立马发话，说咱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打算认可越南民主共和国了。

毛主席去苏联访问那会儿，为了让越南得到更多帮助，他提议苏联得承认越南政府的合法地位。他还叫上了胡志明一起来苏联，和斯大林一块儿商量怎么支援越南对抗法国的事儿。

胡志明跑到苏联商量完事情后，黄文欢就接下了当驻华大使的重任。不过说实话，这些年越南一直在忙活着打独立战争，这种外交上的大事儿，他们还真没碰上过。

黄文欢正犯迷糊，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这时候我们党又伸出了援手。说起来，咱们的外交部那时候正巧在筹备一个培训项目，目的是给将来要派到世界各地的外交人员打基础。

黄文欢扮成“新来的海归华侨”，参加了这次培训班的练习。他从小就会说中文，这些年又在国内到处跑，所以除了外交部的二把手李克农，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的真面目。

后来，有了李克农的帮忙，黄文欢决定把越南驻中国大使馆设在北京的史家胡同。而且，黄文欢还成了第一任驻华大使，为我们国家和越南早期关系的良好发展出了不少力。

在这段时间里，黄文欢的本事越来越凸显，他不仅受到了我们党的看重，就连胡志明也特别信赖他。没过多久，胡志明就提拔黄文欢，让他去当蒙古和朝鲜的特命全权大使。

接下来的八年时光，黄文欢一直留在中国。他以前帮过中国的革命事业，现在又在努力促进中国和越南的友好关系，中国成了他第二个家。

黄文欢是个十足的“中国迷”，他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诗词。这辈子，他用中文创作了好多诗歌和对联。

这样的身世和经历，原本足够让他在越南政坛一帆风顺的。但胡志明逝世后，一切却发生了让人大跌眼镜的变化。

那时候，越南政府里头，要说谁跟黄文欢资历差不多，那就得提黎笋。可别看两人起步差不多，黎笋爬得那叫一个快，特别是1965年之后，越南政府的大权，基本上都被黎笋攥手里了。

要是黎笋能像胡志明和黄文欢那样，心里琢磨着跟咱们和平友好相处，那倒还说得过去。可问题是，黎笋这家伙压根儿就不是个对咱们友好的领导。

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黎笋接着带头指挥越南百姓打抗美援国的仗。但慢慢地，他在想法上跟胡志明的路子不一样了，反而跟苏联那边越来越亲近。

他们心甘情愿地做了苏联的小跟班，对中国搞起了包围那一套。中越两国的关系，因为老是出问题，慢慢就走下坡路了。好多在越南的华侨，结果还被赶走了，有的甚至被抓了起来。

当越南国内多数人选择支持黎笋，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时，黄文欢却坚持站在我们这边。他不希望中越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断送。

但这却让黎笋心里不太痛快。尽管那时候黄文欢已经坐上了国会常委会副主席的位置，但在庆祝越共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上，这位资历非常深的老同志，却没能捞到在主席台上坐一坐的机会。

后来，当黄文欢会见其他国家的外交大使时，越南国内竟然一丝关于他的新闻都不报道。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哪怕黄文欢已经坐在了主席台上，摄影师也只会拍那些把他挡住的画面，根本不会展现他的身影。

现在的黄文欢，政治上孤立无靠，连生命安全都岌岌可危，整个人身心俱疲。但即便如此，他心里还是想着要为中越两国出点力。

越南那边没打算给黄文欢机会，他们私下总说黄文欢“没本事”。到后来，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越南方面干脆拿“黄文欢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当理由，直接把他从中央给挤兑走了。

尽管黄文欢还挂着国会副主席的名头，但他心里清楚，实际的权力早就跟他没关系了。他自个儿知道，留在越南，想给中越友谊再添把劲儿，怕是难了。

在跟越南的那场自卫反击战里，越南那边还是不肯放过亲中派的黄文欢，硬拉他去参加一个叫“越南人民打败中国入侵者”展览的开场。他们打的算盘，就是想趁这机会挑拨我们跟黄文欢的革命交情。

黄文欢打算来个大的回击，他参加了当天的开幕活动，特意穿上了一套中国风格的军装，还戴上了中国式的军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深厚情谊。

【借病逃离越南】

越南政府心里头其实挺想把黄文欢给解决掉，但考虑到黄文欢的地位和经验，他们也就没敢轻举妄动。而且那时候的黄文欢，身体是真不行了，连着烧了好几天，他自己都琢磨着，这回怕是熬不过去了。

越南的医生们聚在一起给黄文欢看病，但还是没弄清楚他到底得了啥病。看他们盯着他肺部的那些黑斑，猜测可能是肺结核。于是，就建议他去医疗水平更高的东德去看看。

黄文欢很快就打包好行李，准备启程去东德。但因为路途实在太远，再加上他年纪也不小了，身体受不了长时间的旅途劳累。所以，飞机就在巴基斯坦那边停了几个小时，让大家休息一下。

越南大使馆派了个秘书来照顾黄文欢，但聪明的黄文欢却跟秘书说，自己有点累，想再多歇会儿，建议秘书先去东德那边，把手术的事儿给安排好。

于是，秘书搭上了这趟飞机，一路向东德飞去。另一边，黄文欢直接走到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门前，他向里面的人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目的，就是想让他们帮忙安排去北京。

大使馆知道这位老人的真实身份后，惊得不行，赶紧给北京那边打了电话，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咱们国家对这位老朋友可上心了，二话不说，就派了中联部的一位部长，亲自跑来接他。

黄文欢经过我们周密的策划，平安无事地重返北京。北京，这个他一直努力打拼、心心念念的地方，对他来说就像第二个家。

到北京没多久，上面就发了话，说一定得给黄文欢好好看病。经过咱们这边医生反复检查，最后确定黄文欢得的是肺癌。

为了帮这位朋友治好病，中共中央专门请了个日本的肿瘤专家和肺癌专家来一起看看。中日专家商量了好几次，最后决定给他做了个彻底的手术。

之后，中央特别给黄文欢派去了两个大夫和四个护理人员，专门负责他手术后的生活照顾。过了好几个月，又带他去做了一次检查，结果黄文欢的癌症全好了，彻底没事了。

黄文欢心里头那个高兴啊，马上就写了一首诗，来谢谢中央。他是这么说的：病了一年多，差点儿就没救了，好在在咱神州大地上碰见了神医华佗。现在啊，这病是从根儿上给治好了。我呢，就想把剩下的这点儿心劲儿，都用到唱响战斗的歌儿上。

黄文欢到了中国后，病不仅痊愈了，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但越南那边可就不高兴了，他们在报纸上直接骂黄文欢是“背叛国家，投靠敌人”。

黄文欢终于不再沉默，他在一场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直接发表了一份给全国同胞的信。在这封信里，他猛烈批评了越南中央内部的那些反华做法，还直接点出了越南当局对柬埔寨的侵占行为，以及对老挝的控制。

越南政府一接到黄文欢提出的一连串指控，吓得不行，立马给各级党组织下了命令，说：“以后看党员觉悟高不高，就看他认不认清现在的新形势、新任务，还有他到底反不反华。”

随后，越南那边气急败坏，干脆把黄文欢给踢出了党，而且到了1980年，他们还给黄文欢定了个“死刑”。

黄文欢根本没把这些放在心上，他说黎笋他们背离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初心，而自己则会坚定不移地继续革命，守护好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革命情谊。

听说，那时候中共的领导人们商量后，都同意给黄文欢最好的待遇，就像多了个政治局委员一样对待他。

1983年那会儿，邓小平老先生在钓鱼台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外国朋友，跟黄文欢进行了面对面的聊天，并且一块儿吃了午饭。他们聊得很投机，就像老朋友一样，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之后，黄文欢就留在了中国，他写了很多回忆书籍，里面讲了他一辈子拼搏的经历。

1991年的时候，黄文欢老先生已经86岁高龄了，他又一次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尽管我们这边一直用心给他治疗，他的病情也确实有了点起色，但无奈的是，年纪实在太大了，身体里的好多重要器官都不中用了。就这样，老先生在5月18日那天，还是离开了我们。

黄文欢病得很重那会儿，中央的好些大领导，像江泽民主席，都亲自去医院探望他。他走了之后，被安排葬在了八宝山那个革命公墓，葬礼上，好几位中央领导也都到场送了他最后一程。

黄文欢同志绝对是越南革命队伍里的老前辈，同时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特别敬重的一位老伙伴。他大半生都在为中越两国的友情努力，虽然他已经不在了，但他的那种精神会一直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