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美国一药商放弃数百亿美元的利润，将乙肝疫苗研发技术以700万美金的超低价转让给中国。是大爱无疆还是另有所图？ 默克公司，全球医药巨头，放弃了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利润，把手里握着的乙肝疫苗核心技术，以700万美元的价格“打包”转让给中国。 这不是卖成品，是连着技术、设备、团队一起送到中国工厂门口。这种事不常见，也很难让人不多想：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冲动，还是背后藏着一盘更大的棋？ 90年代初，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压力不小。当时全国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每年还有两千万新生儿面临母婴传播的风险。 在绝大多数家庭，收入不够买几支疫苗。乙肝不是感冒发烧，拖着就是肝硬化、肝癌，死神盯得紧。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健康危机，治得了是能力，治不了是命运。 中国当时不是没搞疫苗，像陶其敏教授那样的专家，已经把血源性乙肝疫苗搞出来了。但这东西有硬伤，一个是安全说不准，用乙肝患者的血提炼，灭活不彻底等于用病毒打病毒。 二是产量压根跟不上，靠全国人民献血都不够用。三是价格直接劝退，一针80块，普通家庭根本用不起。 中国是个理论上巨大的市场，但没人买得起。对默克来说，继续高价销售没意义，不如直接转让技术。 听起来像亏本买卖，可当时的默克总裁瓦杰洛斯，脑子里装的不是财务报表。他出身医生，干过研究，信奉“预防医学是最好的医学”。他看的是，这个病要是放任不管，几十年后可能会拖垮中国的医疗系统，波及的不只是中国，而是全球。 他那时候做了个决定，不卖疫苗，卖技术，价格定在700万美元。这笔钱不是买技术的“授权费”，而是派人到中国建工厂、教技术、装设备的成本。默克把这事当成一场公共卫生援助。在西方医药圈，这是不折不扣的“异类操作”。 1993年，北京和深圳两地的工厂建起来了，很快中国实现了重组乙肝疫苗的自主量产。1994年开始，全国范围推广，乙肝疫苗从奢侈品变成新生儿的标配。到了21世纪初，中国新生儿乙肝感染率降到了1%以下，这背后，是数千万个孩子的命运被改写。 中国政府当时拍板把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范围，财政掏钱，基层疾控中心跑断腿，科学家夜以继日地优化工艺，才有了今天的成效。 默克和瓦杰洛斯的那个决定，是关键一步，如果当初他们坚持只卖成品，只谈利润，不换技术，那么中国的疫苗普及可能晚个十年，后果是什么，不难想象。 那个时代的默克，还不完全是今天这种高度资本运作的模样。瓦杰洛斯的决策方式，更像一个医生而不是CEO。他觉得，把疫苗技术交给中国，是对的，是有价值的，能救人。他不想等市场成熟，也不想靠慢慢渗透来赚钱。 一家公司少挣点钱，换来了一个国家几代人的健康，这种账，没人能算得那么清楚。但每个被救下来的孩子，都是最真实的回报。 默克的选择是一次现实主义下的理性人道主义，把人命看得比利润重要一点。在当时的国际环境里，这种做法并不多见，但也正因为罕见，才显得格外值得铭记。 默克没有把自己包装成救世主，也没有在中国市场高调宣传这件事。它做的，是一件本来该做的事。就像瓦杰洛斯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的，科学的成果，最终应该服务于公众健康。如果不能让最需要的人用上，那这技术再先进也没意义。 全球化的今天，健康早就不是一个国家的私事。病毒不会看护照，疫情不分国界。默克当年的决定，在今天看来，成了一种新型合作的范本。 参考资料： 新华网：一支疫苗里的合作“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