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年飞扬跋扈的南越总理阮高祺与妻子邓雪梅逃亡美国后在大街上散步。此时，阮高祺早已失去当年嚣张跋扈、凶狠残忍的神态。 阮高祺出生在1930年的越南北部，那是个动荡的时代，法国殖民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国家。 他从小在教师家庭长大，本该走文静的路子，却在青少年时期被卷入反法游击的浪潮。 短暂的理想主义让他加入过抵抗组织，但很快，他发现那条路不是他的归宿，转而投身法国支持的越南国军队。 1950年代初，他被送往摩洛哥和法国接受飞行训练，那段日子让他从一个乡村少年，蜕变为南越空军的核心人物。 回国后，他一步步爬升，指挥运输中队，管理西贡的主要机场，甚至参与了美国情报行动，对北越的渗透任务让他尝到权力的滋味。 1963年，南越政局如风暴般翻腾，他果断站队，支持推翻吴廷琰的政变，从此空军司令的位子稳如磐石。 那时，他不是书生气的军人，而是带着飞行员的冒险精神，敢于在云端俯瞰乱世。 1965年，南越军阀混战，他联合年轻军官发动政变，自任总理，表面上看，这是场军事行动，实则暴露了他骨子里的野心。 他推行“二十六点计划”，号召全民武装，设立特别法庭惩治异见者，整个国家像被他一手捏紧的拳头，投入到对越共的全面对抗中。 美国人看中他的果敢，给他源源不断的援助，让他成为华盛顿眼中的可靠棋子。 作为总理，他不是躲在办公室的政客，而是亲上前线，指挥空袭，镇压佛教徒的起义。 他的作风张扬，喜欢穿黑飞行服配紫色围巾，抽着烟在集会上高谈阔论，宣称共产党必须被“清除”才能迎来和平。 1967年，他转任副总统，继续在阮文绍的阴影下角力，两人表面盟友，暗里却为总统宝座明争暗斗。 那几年，南越的命运系于一线，他却在权力旋涡中越陷越深，铁腕统治换来短暂稳定，却也埋下分裂的种子。 1975年4月，西贡的空气中弥漫着末日的硝烟，北越军队如潮水般涌来，阮文绍先一步辞职逃亡，阮高祺却选择直面。 他亲自驾驶直升机，载着邓雪梅和孩子们，冲向外海的美军舰艇“蓝岭号”，那一刻，他不是逃兵，而是最后的守护者，机舱里回荡着引擎的轰鸣，身后是燃烧的家园。 登陆美国后，他们先在加州威斯敏斯特安顿，那里是越侨的聚居地，街头满是熟悉的面孔，却也满是失落的眼神。 昔日总理的头衔在这里一文不值，他试着适应新生活，开过酒类商店，投资过房地产，甚至在路易斯安那州养虾捕鱼。 但生意屡屡失败，债务缠身，1985年他甚至申请破产，那些年，他的生活像被抽干了颜色，早晨推开超市的门，晚上数着账单，邓雪梅帮忙打理小生意，两人偶尔在街头散步，步伐不再轻快。 从云端摔到尘土，这种落差不是金钱能衡量的，它考验着一个男人的韧性，也暴露了权力的虚妄——你以为握紧了国家，却连一家小店都管不好。 流亡的日子漫长而单调，阮高祺一度远离聚光灯，只在越侨聚会上露面，担任南越军人海外协会的副主席，偶尔批评旧日对手阮文绍的腐败和共产党的铁幕。 但内心深处，他开始反思，1989年左右，他和邓雪梅在美国离婚，这段婚姻从浪漫邂逅走到尽头，或许是因为流亡的压力，或许是性格的碰撞。 离婚后，邓雪梅选择低调生活，甚至后来回越南开了一家餐厅，而阮高祺很快娶了第三任妻子黎黄金妮可，一个有过四子女的女人。 两人搬到马来西亚，计划开办国际学校，设立奖学金，帮助越南青年留学美国。 女儿阮高祺娫成了他的慰藉，她在加州电视台主持节目，分享比基尼照片，活出年轻一代的活力。 阮高祺有六个孩子，却在2011年7月23日于吉隆坡医院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生子女送终。 那一刻，呼吸系统的并发症带走他80岁的生命，遗体运回加州玫瑰岗安葬。 他的自传《我们是怎么输掉越南战争》和《佛祖的孩子：我拯救越南的战斗》，成了最后的告白，里面没有自怜，只有对战争的痛悔和对家园的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