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1949年的冬天，一架军用运输机轰鸣着准备起飞，新津机场风沙漫天，人群攒动，哭喊声此起彼伏，张大千抱着他的画作，站在人群中，看着自己的家人，他的目光复杂，像是在告别，又像是在强迫自己接受命运的安排。 三张机票，是张群帮他争取的，张群在当时手握西南军政大权，能调动大量资源，给张大千三张机票，已经是极限，张大千必须在家人中做出选择，最终，他决定让四夫人徐雯波带着二夫人的女儿心沛同行，而他的亲生女儿心碧和儿子心建则留在成都，由三夫人杨宛君照顾，孩子哭闹不止，大人默默流泪，这一别，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 除了家人，张大千更无法割舍的是那些画作，在他的行李中，装着62幅敦煌壁画的临摹作品，以及一卷珍贵的《韩熙载夜宴图》，这些画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辛勤劳作的结晶，从1941年到1943年，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洞窟内漆黑一片，他一手举着蜡烛，一手拿着画笔，细细勾勒着千年前的艺术瑰宝，为了还原壁画的真实色彩，他用矿物颜料调制颜色，甚至亲自爬梯架、卧地板，只为捕捉每一处细节。 270多幅壁画临摹稿，如今只能带走62幅，剩下的183幅，他不得不留下，这些画，后来被他的妻子交给了四川博物馆，成为艺术史上无价的珍藏，而那些随他登机的画作，则成了他漂泊异乡的精神寄托，从那一刻起，他的艺术人生被割裂为两半，就像那些壁画一样，被分隔在海峡两岸。 飞机在台北降落时，天空飘着细雨，张大千暂时安顿下来，但他的心始终惦记着那片黄沙漫天的敦煌，那种对艺术的执念，支撑着他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1950年，他收到印度美术会的邀请，便立即启程前往新德里，在那里，他深入研究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画，将其与敦煌艺术相比较，他在研究中发现两地的艺术既相通又各具特色，这些思考为他后来的艺术创新注入了新的灵感。 但印度并不是他的归宿，1952年，他带着家人远渡重洋，去往南美阿根廷，那时正值一批华人移民计划实施，张大千也想在异国他乡寻得一片安身之地，然而，阿根廷的生活并不如意，居留手续迟迟办不下来，孩子无法入学，家庭始终处于漂泊状态，最终，他选择了巴西，1953年，他在圣保罗郊外买下了一片农场，这里有15公顷的土地，种满了柿子树，还有一间农舍和一辆吉普车，他用三年的时间，将这片荒地打造成了一个充满中国风情的园林，取名“八德园”。 八德园不仅是一个居所，更是张大千在异国他乡重建故乡的象征，他从海外引进珍稀花木，还养了猿猴、仙鹤、雉鸡和孔雀等中国园林的代表性动物，甚至连一只瑞士圣伯纳犬，他都不惜花费重金从欧洲空运而来，这座园林中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似乎都在诉说着他对故土的眷恋和对文化的执着。 在巴西的日子，张大千并没有停下画笔，他将敦煌和印度壁画的研究成果融入自己的创作，逐渐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泼墨泼彩技法，这种大胆的创作方式令西方艺术界震撼不已，他在巴西举办了多场画展，吸引了无数观众，那些曾经在莫高窟一笔一画临摹的功夫，如今在他的泼彩画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966年，他离开巴西，辗转来到美国加州，最终于1976年定居台北，在台北，他选择了一块荒废的鹿苑，亲手打造了自己的家园“摩耶精舍”，精舍中的梅树、溪流、奇石，无一不透露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他甚至从美国运来了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石头，用来点缀庭院，这座精舍不仅是他的居所，更是他的精神世界的缩影。 晚年的张大千依然笔耕不辍，他将那些从敦煌带回的临摹稿反复翻阅，研究其中的细节，他常常感叹，敦煌的颜色仿佛是有生命的，这些画作，早已超越了艺术的范畴，成为他内心深处的信仰，他的最后一幅巨作《庐山图》，正是这份信仰的集中体现。 1983年，他在摩耶精舍去世，手里握着一张全家福，按照他的遗愿，他被葬在庭院中的“梅丘”下，墓碑朝着大陆的方向，他的一生，从敦煌的黄沙到台北的庭院，从莫高窟的壁画到泼彩画的创新，始终是一场与艺术的对话，也是一场对故乡的深情告白。 信息来源：《万里投荒寻桃源——张大千的八德园岁月》·张大千官方网站·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