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有一个问题，李白、杜甫与同是唐开元天宝年间的名相姚崇、宋璟相比，谁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梁启超的答案是前者。他这样说：“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 梁启超的问题其实是说：艺术家与政治家相比谁更重要？梁启超选择的是前者。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意味的问题，梁启超的回答也非常富有现代意识。其实更早的王国维也思考过同一问题。王国维认为：为什么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德意志之歌德会备受他们各自国家人民的崇敬？而政治家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政治上之势力，有空间与时际之限制，而哲学与美术（指艺术）则不然”，同时艺术家“彼等之成功则与天下后世以永久的利益”。所以王国维有这样的观点：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 当年郭沫若在听说郁达夫在印尼苏门答腊被日本人暗杀后，义愤填膺，他说过这样一段话：英国宁愿要一个莎士比亚，也不会要一个印度。我们失去了郁达夫，我们要让所有的法西斯分子偿命！这话说得掷地有声，也同时能看出艺术家在郭沫若心目中的地位。 对于梁启超来说，艺术家重要于政治家这个问题，决不只是个简单的命题，它其实与梁启超人生道路的选择密切相关。正是有这个思考作基础，大概从1920年开始，梁启超便再不想当什么造币局长、财政总长以及再组建什么政党了，而是投身到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去。梁启超重量级的学术成果，便都是在1920年之后一部一部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