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一架空军歼-6坠毁在云南元谋县大山里，跳伞逃生的受伤飞行员在深山迷路走了8小时,绝望之际突然遇见一个放羊的小男孩！ 故事，还得从1987年2月19日说起。 那一天，徐勇凌的人生差点画上句号。 当时他刚毕业没多久，年轻，技术过硬，但也难免紧张。那天他要执行人生第一次超声速编队飞行。超音速啊，那精神得多紧绷。 空中，长机和僚机保持着编队。这时，电台里传来一个口令：“300加力！” 徐勇凌一激灵，以为是给自己的口令。他当时太紧张了，没来得及二次确认，一把就将操纵杆推了上去！ 飞机瞬间加力，开始超音速。 坏了！旁边的朱副团长根本没变速。两架战机的距离在空中急剧拉近。当徐勇凌意识到自己听错口令时，一切都晚了。 两架高速飞行的歼-6战机在万米高空轰然相撞。 徐勇凌的座机瞬间失控，开始急剧旋转下坠。 根本没时间给他反应，完全是本能。他机械地拉下了弹射手柄，整个人被猛地弹出了座舱。过程一片混乱，他甚至发现主降落伞没打开！万幸，他慌乱中又拉开了备用伞，在8000米高空，伞总算开了。 人是出来了，可风不长眼啊。他被降落伞带着，悠悠地飘向了云南元谋县那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 落地后，徐勇凌整个人都蒙了。 周围全是望不到边的原始森林、乱石和荆棘。没有食物，没有水，更没有一个人影。虽然标题说他“受伤”，但万幸的是，他身体没有受到致命重伤，可跳伞和撞击的惊吓，加上高空缺氧，让他精疲力竭。 他知道，必须走出去。 在深山里，一个方向感再好的飞行员也懵了。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很久，体力彻底到了极限。 就在他快要绝望，嗓子都喊不出话的时候，突然，他隐约听到了几声羊叫。 有羊，就一定有人！ 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循着声音找过去，翻过一个山坡，眼前的一幕让他终生难忘：一个瘦小的男孩，正趴在石头上写作业。 旁边放着铅笔、本子，还有两只羊在悠闲地吃草。 徐勇凌想喊，但嗓子干得发不出声。他踉跄着走过去，拿起小男孩的本子，颤抖着写下几个字：“请带我到村公所”。 这个9岁的彝族孩子，看了看这个穿着奇怪飞行服、狼狈不堪的陌生“军人叔叔”，没多问，点了点头，扔下作业本和羊，拉起他就说：“走吧。” 孩子的信任，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纯粹。 走在路上，孩子看徐勇凌实在是撑不住了，干脆没直接去村公所，而是把他带回了自己家。 那是一间很暗的土坯房。孩子先给徐勇凌倒了水，看他喝下去缓了口气，又转身去篮子里扒拉。在那个年代的山区，鸡蛋是顶好的营养品。孩子找到了两个鸡蛋，二话不说，丢进锅里，配上点剩饭，给他炒了一碗蛋炒饭。 按徐勇凌后来的回忆，那碗饭再普通不过，但他吃得特别快，狼吞虎咽，几乎是“喝”下去的。 那不是一碗蛋炒饭，那是从绝望深渊里拉回来的一条命。 体力稍微恢复了点，孩子才又带着他去了村公所。万幸，那里有电话。徐勇凌立刻联系上了部队。 在等待救援的时候，村民们听说了，都跑来看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军人”。 可徐勇凌心里却急得坐立不安。他没事了，但跟他相撞的朱副团长呢？ 直到救援的直升机和车辆赶到，他才在医院里得到那个揪心的消息：朱副团长也跳伞了，但落地时受了重伤，瘫痪了。 这就是飞行的残酷，生死只在一瞬间，一个失误，可能就是两个家庭的悲剧。 后来，徐勇凌被送到了昆明空军医院。伤好归队后，他再也没见过那个救命的小男孩。 这一晃，就是近三十年。 徐勇凌从一个毛头小伙，成了中国顶尖的首席试飞员，飞过了歼-10等国之重器，立下赫赫战功。但他心里，始终惦记着那个叫“小雷”的男孩。 是的，他一直以为男孩叫“小雷”。 2016年，徐勇凌退役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网络寻找恩人。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全网都在找“元谋小雷”。当地警方也行动起来，可一查，那个村子根本没多少“雷”姓，大部分都姓“尹”。 徐勇凌这才反应过来，可能是当年自己听错了，也可能是孩子普通话不标准，沟通出了误会。 警方没放弃，靠着“9岁、土坯房、放羊、蛋炒饭”这几个零碎的线索，挨家挨户地走访排查。 终于，线索锁定在了一户尹姓人家。家里的老人一听这事，拍着大腿说：“就是他！就是我儿子！” 这个当年的“小雷”，实则姓尹，名叫尹正海。 三十年过去，当年9岁的放羊娃，已经成了家，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农民。 2016年6月4日，徐勇凌从北京出发，花了9个多小时才赶到元谋那个小山村。 当他看到尹正海时，两个大男人，一个昔日的王牌飞行员，一个质朴的山村汉子，都激动得说不出话，紧紧地握着手。 徐勇凌眼圈红了：“终于找到你了！谢谢你当年救了我。” 在尹正海家，聊起当年，徐勇凌突然提了个要求。他说：“我想再吃一次30年前的那碗蛋炒饭。” 尹正海什么也没说，像30年前一样，转身进厨房，端水，生火，打蛋，炒饭。 徐勇凌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