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12月24日，梵高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把它当作圣诞礼物送给了一个妓女。镇上的人都被吓坏了，联名请愿把梵高送进精神病院。 1888年冬天，法国阿尔勒的一个小镇突然炸了锅，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因为瘟疫，而是一个叫梵高的荷兰人，在圣诞夜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还郑重其事地包好，送给了当地妓院的一位姑娘。 这不是艺术装置，也不是行为艺术，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精神风暴，从此，梵高成了疯子，镇上的人吓得联名要把他关起来。 要说这世界上最悲伤的天才，梵高绝对排得上号，他画画，是为了活命，也是为了逃命。1888年冬天的法国南部并不温暖，尤其对一个精神状态本就不稳定、钱包也不鼓的画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那时候，梵高和高更同住在“黄房子”。这个组合原本是艺术碰撞、灵感四溢的梦幻搭档，但现实比油画更混乱。 两人天天吵架，吵到最后，高更摔门走人。梵高崩溃了，彻底崩溃。他用剃刀割下了自己的整只左耳，不是耳垂，不是小创伤，而是干脆利落的一刀到底。 要知道，这事发生在圣诞节前夜，他不是给人送苹果，也不是写张祝福卡，而是送了个“血淋淋”的耳朵，这不是浪漫，是绝望。 有人说这是艺术家的癫狂，但更像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控诉。他把耳朵送给一个名叫加布里埃尔的妓女。 那个女孩其实不过17岁，为了给父亲治病欠了债，在妓院里做工。梵高可能是想通过这场“献礼”保住一点人性的温度，可惜这份温度太烫手，吓坏了整个小镇。 现在回头看，很多人喜欢把梵高标签为“疯子”，但问题是：那个时代懂什么叫精神病？19世纪末的欧洲，精神病人基本被当成“社会垃圾”处理。 谁要是情绪不稳定、行为怪异，不管你是艺术家还是农夫，统统打包送进精神病院。 割耳事件之后，阿尔勒的居民开始恐慌，他们不理解这个满脸胡渣、疯言疯语的外国人到底在干嘛。 于是，大家联合签名，请愿政府把梵高送走，警察也不含糊，直接在报告里写：“这个人有严重精神错乱，建议立即隔离。”连梵高的医生雷伊也表示，他的状态“极不稳定”。 但问题在于，谁来定义“正常”？我们今天知道，梵高可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这种病发作起来，一会儿天马行空，一会儿低到尘埃，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上下翻滚。 而在那个年代，这种病根本没有名字，只被粗暴地归为“疯病”，他被关进了圣雷米精神病院，住在那儿的日子，他没有停笔，反而画出了《星月夜》《鸢尾花》《麦田与乌鸦》这些传世之作。 那种色彩的扭曲，线条的疯狂，正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你说他疯？可他比谁都清醒，只是这个世界太聒噪，他听不下去了。 我们习惯把艺术和美划等号，但梵高的艺术，是从痛苦里长出来的，他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生存，心理上的生存。 在他割耳前后，生活压得他喘不过气，画卖不出去，身体常年营养不良，和高更的友情变成敌意，连最基本的社交都让他感到窒息。 他想要表达，却没人听懂。他想要亲密，却总是被误解。他把耳朵割下来，不是因为失控，而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出口。 而且，这件事并不是艺术史上孤立的案例。别忘了，20世纪的毕加索也曾说：“艺术是从痛苦中诞生的。” 更近一点，美国的库尔特·柯本在自杀前留下的话也是：“我宁愿被讨厌，也不愿再假装快乐。”天才和痛苦，常常是连体婴。 我们不能用“疯子”两个字轻易概括一个人的全部，割耳事件之所以能在今天依旧被反复提起，并不是因为它“猎奇”，而是因为它刺痛了我们对所谓“正常”的理解。 在19世纪的欧洲，心理疾病就像是社会的阴影，被刻意遮蔽，梵高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警钟，可惜被当作怪物处理了。 他的故事，不只是一个画家的悲剧，更是一整个社会对“异类”的排斥写照。小镇的人们不是恶意，他们只是恐惧。 面对自己看不懂的行为，第一个反应就是排斥。这种机制，放到今天也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个马甲。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社会，精神压力早已成了现代病。焦虑、抑郁、躁狂，不再是少数人的“隐疾”。 越来越多的人和梵高一样，被困在自己的脑海里。但不同的是，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工具，有更开放的声音，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情绪病”并不是矫情。 可话说回来，真正理解梵高的，永远不是那些站在展厅前面端着红酒点评他的作品的“艺术爱好者”，而是那些在夜里独自崩溃、也试图用某种方式把痛苦变成表达的人。 1888年那一夜，梵高割掉的，可能不是耳朵，而是他与这个世界之间最后一层“滤网”。他太敏感了，敏感到把所有的声音都听进去，最后只能用极端的方式让自己安静下来。 信息来源：《梵高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