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陈宝仓大女儿陈禹方惊恐地跑回家，和爸爸说了一件可怕的事，在回家路上，她看到军车载着五花大绑的犯人呼啸而过，听人说是“奸细”，要拉去处决了。陈宝仓听后，马上做出一个重要决定。 1949年的台北，深秋的风里已经带了些凉意，正义路那排日式住宅区里，陈宝仓一家看似过着寻常日子，女儿陈禹方背着书包从台北一女中放学，沿着种满榕树的街道往家走。 她记得父亲总爱在院子里修剪那几盆兰花，母亲师文通会坐在廊下织毛衣，哥哥陈君亮在台大的功课很好，这一切平静得就像岛上任何一个小康之家，然而那天下午，一辆军用卡车呼啸着打破了她对安稳的所有想象。 车上捆着几个人，绳索深深勒进棉袄里，嘴角结着血痂，路边卖甘蔗汁的老伯压低声音说：“抓到的奸细，要拉去枪毙喽……”陈禹方攥紧书包带子，看见其中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突然昂起头，目光像烧尽的炭火般暗红。 她跌跌撞撞跑回家，玄关的木门撞在墙上发出闷响，父亲正伏在案前写字，台灯的光晕照着他工整的笔迹，那些后来被叠成半尺高的表格，此刻还散着墨香。 “军车……绑着人……说是奸细……”女儿断续的叙述让陈宝仓握笔的手指微微发白，他起身关紧窗户，远处宪兵队的哨声隐约可闻，这个曾在抗日战场指挥若定的中将，此刻必须面对更凶险的博弈。 台湾的白色恐怖已像藤蔓般缠住每条街巷，他抚过女儿汗湿的额头，想起三个月前与吴石在隔壁宅子密会时，对方提醒过“保密局的猎犬鼻子很灵”，此刻他清晰听见了锁链拖地的声音。 那夜书房的灯亮到很晚。陈宝仓把最新整理的沿海防御图塞进地板夹层，妻子默默端来热了三次的汤，他们谁都没提撤离，但彼此都明白：从1948年他主动联系吴仲禧要求赴台那刻起，这场告别早已注定。 深秋的警报成了家庭撤离的倒计时，陈宝仓设计了一场“家庭不和”的戏码，妻子要带着三个女儿“负气”前往香港，理由是他流连酒场、辜负家庭。排练那日，小女儿躲在廊柱后偷看父母“争吵”，被大姐陈禹方紧紧捂住嘴拖走，这些孩子里只有她隐约知晓，父亲书桌上那方端砚压着的，是能烧穿岛屿的烈火。 她登船前回头望了一眼，丈夫站在海关钟楼投下的阴影里，像尊凝固的石像，三个女儿扒着船舷流泪，她们记得父亲最后叮嘱的是“去香港，安全些”，却不懂为何他的目光像在镌刻每个人的面容。 更艰难的是送走儿子陈君亮，台当局严禁适龄男丁离岛，陈宝仓动用人脉弄到“差甲证”，临行前夜却罕见地对儿子发了火：“男儿志在四方，总黏着家像什么话！” 直到多年后陈君亮才懂，父亲那是怕流露不舍，怕他不肯走，临检关口，年轻人攥着假证件回头，看见父亲站在铁丝网外挥手，嘴唇开合着说“好好读书”。海风太大，把那句“做个有用的人”吹成了父子间最后的秘密。 1950年元旦的维多利亚港，师文通看着儿女们终于在香港团聚，却数着台湾来信越来越少的间隔。她不知道丈夫那时已搬离正义路，烧毁了所有家庭照片，独自住在情报站据点里，睡前总要把手枪压在枕下。 1950年3月1日，吴石将军寓所被保密局破门时，一叠字迹工整的兵力部署表成了铁证。笔迹专家比对出这是陈宝仓手书，特务们惊觉那位总在国防部喝茶看报的“闲职中将”，竟是插进心脏的利刃。 此后三个月审讯，烙铁烫焦了衬衫，他却连地下交通站的代号都没漏过半句，保密局档案里那句“狡狯镇定，最难审讯”，背后是数十次昏死又醒转的沉默。 6月10日清晨，他借梳洗的机会整理好破旧军装，给老友写下绝笔，火葬的嘱托里藏着最后体贴，他怕亲友收尸再遭牵连，刑场上的白衫被风鼓成帆，枪响前他望向西北方，那里有他亲手标注过的登陆点，有他相信终将踏浪而来的红旗。 冒着盛夏腐臭在刑场寻尸的陈克敏，是靠肋间旧伤认出遗体的，那是长城抗战时留下的弹痕。骨灰盒辗转至少女殷晓霞手中时，她正为赴大陆考大学发愁。 当巡邏艇探照灯扫过偷渡小艇，这个文静姑娘竟把骨灰盒缠在腰间纵身入海。咸涩海水浸透包袱时，她想起陈禹方说过：“爸爸最后留在台湾的，是守望的眼神。” 八宝山公墓的墓碑如今常有人献花，某年清明发现一束淡黄色野菊，附卡片写着“基隆港的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