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季羡林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工资345元，他说：我去一趟高档莫斯科餐厅，有酒有肉，还有面包，只花2块钱！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季羡林出生在山东清平县的一个普通农家，家境并不宽裕，父亲靠着种地勉强维持生计，小时候，他没能上正规的学校，六岁那年被送到济南投靠叔父，叔父是个读书人，对他要求十分严格，教他背诵古书、练习书法，这种严格的教育方式虽然让年幼的季羡林感到辛苦，但却为他日后的学术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叔父家生活简单，他每天除了做些家务以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也正是这段时间的积累，让他养成了刻苦勤奋的习惯，这种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1926年，15岁的季羡林考进了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这所学校环境一般，学生们来自四面八方，但学校的课程却让他打开了眼界，在这里，他开始学习英语和德语，对外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他还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国文老师董秋芳推荐的诗词文章，这让他对文学的兴趣更深了，那几年，他住在学校的宿舍里，生活十分节俭，每天早起复习功课，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高中毕业时，他的成绩非常突出，这为他进入大学铺平了道路。 1930年，季羡林考进了清华大学，选择了西洋文学系，主修德语，清华大学的校园让他感到无比新鲜，这里不仅有壮丽的建筑，还有许多学术上的大师，他选修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吴宓的英国浪漫诗人课，还听过陈寅恪讲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这些课程不仅让他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也让他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清华的学习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对学术的热爱。 大学毕业后，他在中学教书，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1935年，他选择去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那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他选择的研究方向是梵文、巴利文等冷门语言，这些语言的学习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尽管二战期间的环境动荡，他依然坚持研究，终于在1941年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这种不被外界干扰的专注精神，也成为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标签。 1946年，季羡林回到了中国，他选择加入北京大学，担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负责建立东方学研究的基础，他教授梵文等课程，还参与推动了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的研究，1956年，他被评选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这标志着他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得到了高度认可，此后的几十年里，他的研究始终围绕东方文化展开，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 在那个年代，作为北大的一级教授，季羡林的收入在社会上算是很高的，他的工资是345元，加上学部委员津贴，总共有445元，这让他在物资匮乏的时代过得相对宽裕，当时北京有家莫斯科餐厅，专门提供俄式大餐，两块钱就能吃上一顿包括红菜汤、牛肉、面包在内的丰盛套餐，这样的消费对他来说并不算负担，他偶尔会去那里吃饭，享受一下异国风味的美食，然而，即使在灯光璀璨的餐厅里，他的心里却常常浮现出故乡的影子。 季羡林心里始终装着一份对母亲的亏欠，他六岁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去看望母亲，母亲的一生都在乡村度过，生活条件艰苦，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等到季羡林在北大站稳脚跟，老家却传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母亲临终前还念叨着他的乳名，但她没有等到儿子归乡，这件事成为季羡林一生中的遗憾，他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过，母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却把一生的爱与希望都倾注在了他身上，而他却没能尽到做儿子的责任，这种内心的愧疚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深刻。 尽管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令人钦佩，但在人生的另一面，他也有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他曾说过：“母亲的一生虽然平凡，但却是伟大的，”母亲的生活圈子很小，但她的爱却十分深厚，这种对家庭的牵挂和亏欠，也成为季羡林晚年反思人生的重要部分。 到了1978年，季羡林恢复了教授职务，继续在北大从事教学和研究，他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其中《中印文化交流史》是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本书系统地整理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80年代，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副校长，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晚年，他专注于写作和回忆，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感悟留给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