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人称人民公敌，75年快断气前几个小时念念不忘的不是家人，而是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 一九七五年，不是宋美龄，也不是蒋经国，蒋介石躺在病床上，嘴里翻来覆去就两个词，南开，伯苓，旁边伺候的人听得清清楚楚，都记了下来，写进了档案里，其他人不懂，他也没多解释，这张伯苓，不是自家人，更不是带兵的伙计，可日记本翻开，这个名字出现的次数，多到数不清，七二年以后，那真是隔三差五就写一次，旁边还特地标上，吾友，吾师，教育救国。 张伯苓是谁，一个天津人，办南开的，搞教育的，跟蒋介石八竿子打不着，俩人小时候不在一个地儿，年轻时候干的也不是一行，蒋介石家里搞买卖，十九岁就跑去国外学军事，信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折腾了三十年，搞政变，北伐，打日本人，一辈子都绕着权力打转，张伯苓呢，比蒋介石大十一岁，年轻时也当过兵。 甲午战争一打完，他觉得这条路不对，辞了职，跑出国，回来就办学校，南开就是这么来的，整整四十年，张伯苓天天跟学生泡在一起，蒋介石天天跟将军们混在一起，完全是两条路，碰不着面，但偶尔也会有点交集，九一八那年，蒋介石弄了个委员会，开会讲话，用的词就是张伯苓那套“青年觉悟，教育救国”。 那时候南开挂了黑旗，张伯苓站在操场上喊，国家要亡，根子是教育先亡了，台下的学生哭成一团，蒋介石心里明白这个理，枪再多，人不教化，都是白费，他去北方转悠，特地跑去天津，南开的校舍，操场，教学楼，张伯苓领着他看，他嘴上说这学校好，回头就批了钱，日本人一来，南开被炸成一片废墟，张伯苓捡了几块砖头就去了重庆，在山城里，教学楼又给盖起来了，墙上八个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蒋介石去看过，日记里写，这种精神才能立国，之后俩人就没怎么见了，再见面，提的还是这八个字，张伯苓不怎么说话了，蒋介石也不多问，抗战一打完，张伯苓回天津，蒋介石在南京，都老了，国家也快裂开了，张伯苓公开说，教育不能给哪个党派当工具，这话很快就传到南京，有人说要办他，蒋介石摆摆手，说这是个真人，别管。 四八年，张伯苓写信劝他别打了，信送到南京，让秘书给压下了，根本没到蒋介石手里，四九年蒋介石去了台湾，张伯苓留在北平，再也没通过信，没见过面，两年后，张伯苓病没了，蒋介石在台北搞戒严，心里头不踏实，日记里就写了一句，伯苓兄走了，国家没了教育的魂，人老了，很多事才慢慢看透，七三年，他在日记旁边写，教育不立，国家就没根。 七四年翻出那封劝和的信，看完了，在边上写，我真对不住他，搞了五十年国家，靠枪，靠法令，靠党，靠戒严，蒋介石以为这些能管住人，到头来才发现，人是需要教的，张伯苓花四十年教人怎么做人，蒋介石花五十年管这个国，临死前，脑子里就剩下南开，伯苓，旁边的人以为是说胡话，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张伯苓这样的人，他到死都忘不了，那不是个朋友，那是他一辈子都没建成的一种中国，一个讲道理，守信义，教育能比军队还管用的中国，蒋介石想了一辈子强国，最后发现自己输给了张伯苓墙上那八个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