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很简单：它来自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来自人们的贪欲。但贪

事实上很简单：它来自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来自人们的贪欲。 但贪欲本身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工业革命的动力，它可以表现为无耻的掠夺与抢劫，而不产生现代工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比如说，在早期殖民活动中独占鳌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们从美洲攫取了大量贵金属，但这些财富并未能在本国转化为资本，形成新的生产力；相反，它被腐朽的贵族挥霍掉了，流入别国变成了发展生产的资本。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贪得无厌并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他指出：“中国的封建官宦，古罗马的贵族，或现代农民的贪婪，与谁相比都毫不逊色。而那不勒斯马车夫或船夫，亚细亚操同样行业的人以及南欧或亚细亚各国的手艺人，他们的‘金钱欲’比同样境遇中的英国人更为强烈，尤其是更为无耻。”可见，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并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生产的发展。只有人的谋利动机转化为目标合理的社会行动，才可能产生工业革命的动力。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回到弗林的论点上：在一个“不愿接受先进技术必然会带来的社会改组，不允许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以图大规模运用这些技术”的国家，工业革命是不会发生的。因此，工业革命的必要前提之一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具备以下条件：它既不压制人们的追求，又能把这种追求引导到目标合理的渠道中去。 用这个标准衡量英国，我们发现它具备三个得天独厚的重要条件。 （一）英国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生长的政治环境。 在中世纪，英国的王权始终受到贵族抗衡，未能发展成君临一切的绝对力量。1215年的《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开创了英国“自由”的传统。不仅如此，《大宪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那就是承认伦敦等城市已享有的自治权，尊重市民利益，统一度量衡，保护商业自由等。这是商业精神的重大胜利。 然而，这次胜利的意义尚不仅限于此。它使得孕育于封建社会结构中的贸易和工业的幼芽得以在一个和它本不相容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其显著标志之一是城市普遍开始获得特权，而这种特权的获得显然是城市接过“自由”的旗帜与国王开展斗争的结果。城市的特权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租地法，即承认房主有权自由地买卖城市的土地。 2.通过市民自己征集每年固定的税收金额缴付给国王或贵族，以换取自己财政上的独立和自由，即国王不得于固定税金之外再横征暴敛。而这种财政自主，尤其是独立征税权产生了城市自治政府的胚胎。 3.城市拥有自己选择自己官员的权利和司法自主权，并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决定这一范围内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