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因暴饮暴食逝世，年仅35岁，死后在他枕头和床铺下发现很多糖纸。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一日饮冰五六斤”，自己还记载过：“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1918年5月2日的上海，暮春时节，梧桐已成荫。街头车声、人声鼎沸，而在一处狭小的屋子里，苏曼殊的生命正走到尽头。 床榻之上，他的身形愈发消瘦，胸口微微起伏，气息艰难。枕头与床铺下，塞满了糖纸——红的、绿的、皱巴巴的，散发着淡淡的甜腻气味。 那是他最后的依赖，他似乎唯有借这些甜食，才能短暂驱散心灵的孤寂。 熟悉他的人知道，他一生都活在极端里。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放纵到近乎癫狂：一日饮下五六斤冰，只为压下胸中的燥热。 他还自嘲般地记下：“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那不是玩笑，而是他对命运的挑衅——以暴饮暴食和过度放纵，来对抗生命的脆弱。 在纵欲之外，他也曾追求清净。少年时，他便因家世复杂而心生无依。他的父亲早逝，母亲出身日本，身份尴尬，他在家族中常遭冷眼。 十六岁时，他索性披剃为僧，号“曼殊”，取自“曼殊沙华”，那是佛经里彼岸花的名字。彼时，他本以为在佛门能得到一份安宁。 可佛门清规，非他心所安。寺庙里清苦的生活，远不及他的浪荡心性。 他一边念经，一边偷偷读诗；白日里诵佛号，夜深时却翻译《浮士德》、抄写维新志士的文字。他是个僧人，却常常出入青楼酒肆，与俗世并无隔阂。有人讥笑他是假僧，他只是笑而不答。 他的游历也带着这种漂泊的气质。自广东到上海，自日本到香港，他到处寻师访友，半僧半俗，半诗半梦。 康有为曾称赞他的才华，希望他投身维新救国；章太炎则劝他加入革命，以文为刃。他都听过，也都动心过，却始终无法全然投入。 因为在他心中，救国的热血，与佛门的空寂，是同样强烈的召唤。他既想大笑着投身人群，又渴望独自一人远离尘嚣。 这种矛盾，让他的一生如同烈火焚烧。短短三十五年，他写诗、作画、翻译佛经与小说，亦曾为报刊执笔，讽刺时政。 他的文字热烈真挚，却又常带着一股孤绝的悲凉。正因如此，他深受青年学子喜爱，却也让许多同辈摇头叹息，觉得他才华纵横却无处安放。 到了中年，他的身体愈发虚弱。长期暴饮暴食，加之烟酒过度，肠胃早已破败。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不肯节制。仿佛要用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不曾向命运屈服。 1918年5月的那天，他依旧如此，吞下过量食物后，胸口剧烈痉挛。气息急促，他仍固执地伸手去抓糖纸，想再尝一口那熟悉的甜味。可手指刚触到，便无力地垂落。 当朋友们赶来时，他已静静躺着，脸色惨白，却似带着一丝释然的笑意。仿佛在最后的瞬间，他终于找到了归宿，不再与尘世争执。 消息传开，康有为闻之扼腕：“才子早夭，何其可惜。”章太炎冷冷一叹：“他本是矛盾之人，终究难以久留。” 世人记住的，是他短暂却绚烂的一生。佛门弟子，却沉溺尘世；革命志士，却常常逃避；翻译西方名著，亦留下动人诗篇。他就像那彼岸花，艳丽却生长在荒凉之地。 而那床头的糖纸，成了他生命的注脚。甜美，却裹着虚无；热烈，却注定转瞬即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