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今天这个相对平静期，老胡想要说一个不太讨喜的话题。网上经常会因某一事件对涉事者

借今天这个相对平静期，老胡想要说一个不太讨喜的话题。

网上经常会因某一事件对涉事者集中火力，人人喊打，“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果这个人（包括有的机构）构成违法犯罪，那是他们罪有应得。但如果他们只是做了不妥或不合时宜的事情，并没有触犯法律，更没有触犯刑律，那么我想说，他们很可能没有大家在激愤中想得骂得那么坏。

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对他们的指责应当就事论事，可以阐述事情的严重性，做最严厉的道德批评，还可以对他们提出针对错误挽回影响和改进的要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应该把犯错者的各种信息翻个底朝天，对其彻底“开盒”，寻找涉事者的各种疑似问题，做扩展性的批判和质问，要求对方一次又一次自证清白，直至将他们“社死”。对具体不构成违法犯罪的个人尤其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需要承认，生活是复杂的，每个人的道德水准会有差异，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但法律制度和公序良俗会形成大的规约，一个人一方面须服从体系，同时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绝大多数人在不同社会场景中都要面临的兼顾。我相信，绝对的坏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多，但是人性的复杂性则是我们日常生活各种场景中的常态。

可以这样说，如果把一个人的所有行为、隐私都公开出来，并且用互联网上道德的高标准进行衡量，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被挑出毛病。互联网是情绪主导的世界，当公众对一个人的喜欢或者厌憎因某个具体原因被触发，顺着褒与贬的各自方向，无穷无尽的信息补充和情绪叠加就会海量汇集而来，从而突出并且放大焦点人物正面或负面的单方面形象，不及其余。

我认为，舆论场可以更加慷慨地赞扬好人，突出他们的某个优秀品质，引导公众向他们学习，忽略他们可能在某方面存在的人性复杂，这是每一个正常社会都会遵循的道德弘扬路线。但是当我们对某个并未违反法律，更没有触犯刑律的人开展“社死”级别的口诛笔伐时，我认为需要保持一定的克制和谨慎。

虽然对他们的“游街”式批判和打击同样有利于弘扬正能量，但是这样的惩罚并非法治社会里应当倡导的。因为它们所带来的舆论惩罚往往是极限的，“社死”起步，而且这样的惩罚是选择性的。这其实是传统社会对触犯社群规则“处以极刑”的现代互联网版。

对有些人是可以全网开足马力，实施最高谴责的，而且这种谴责的合法性几乎肯定会被后续调查所验证。比如协和的那位董小姐，她上学和工作一路所获得的绿灯被证明很多都严重违规甚至涉嫌违法。

但是，也有一些遭到全网猛烈打击的人，只是做错了某件事，或者做得不妥，但是撞到了公众对某一现象普遍讨厌的枪口上，或者他们身上的某个特质引发了群体性的反感。还有就是他们的某个问题被发现，而那个问题在社会上有“典型性”，而且很容易产生普遍的情绪牵动，他们被当成公众泄愤的替罪羊，被用来“祭旗”。

我认为，这当中存在某种不公平。那些被发现差错和不合时宜举止的人，因为一个并未达到违法程度的行为被拉到“互联网广场”中央的高台上进行批斗。也许大家觉得这很有必要，为了正义，也为了“平民愤”，包括“社死”在内的任何代价，他们都应该承担。

然而，我想提醒，即使犯了错的人，他们也有不受过度和扩展性惩罚的权利。在我们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重视、尊重个人与所犯错误无关的隐私权，不让任何人承担远远超过他们所犯差错应当接受的惩罚，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项集体关切。

当然了，这当中经常会有模糊的边界，尤其是在广场性质的互联网上，让大家共同遵守那个并不很确定的界限，也会有现实难度。但是，我们的社会和舆论场要有一个老胡上边所说的集体意识，有不对一个犯普通错误进行过度和扩展性惩罚的社群共识和意愿，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

总之，老胡不主张我们的社会过度严厉，揪住一个犯有一般性错误或被发现一般性问题的人（包括一些机构）就“往死里整”，或者提出一个又一个质疑，让被聚焦者自证清白。也许在弘扬正义的同时，保持必要的宽容，这也是社会更大正义的一部分。 #热点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