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这个人再坏，也没有杀汉献帝。他的儿子曹丕，也没有杀汉献帝，而是禅让完后，将其贬为山阳公，汉献帝做山阳公后，还活了几十年，妻妾成群，子孙兴旺。 再看看司马家族，江山是别人的，身无寸功。公元260年，年轻的魏帝曹髦，率数百仆从持剑高呼“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欲诛权臣。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黄巾起义爆发后，地方势力崛起。曹操从骑都尉起步，通过镇压叛乱和击败董卓联盟残部，逐步控制中原。他迎汉献帝至许昌，利用皇帝名义发号施令，却未直接废黜或杀害刘协。这不仅维持了表面上的合法性，还避免了激起更大反对。曹操的军事胜利如官渡之战奠定基础，但他在晚年仅接受魏王封号，显示出对传统秩序的顾虑。 曹丕继承后，迅速推动禅让程序，群臣上书劝进，刘协三次让位，曹丕三次推辞，最终在公元220年建立曹魏政权。刘协被封为山阳公，获准使用部分天子礼仪，移居山阳郡，从事医术和教育工作，寿命达54岁，家族繁衍兴盛。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曹氏对舆论和历史评价的重视，避免了直接弑君的恶名。 司马懿起初受曹丕和曹叡重用，担任太傅等职。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中，他利用曹爽陪少帝曹芳出城祭陵的机会，关闭城门，占据武库，阻断洛水桥。曹爽投降后，被处死，其兄弟和党羽数百人遭夷灭三族。此变故标志司马氏开始垄断曹魏权力。司马师继位后，进一步巩固控制，公元254年废曹芳，立曹髦为帝，又处死曹氏宗室如曹彪。司马昭接掌军政，镇压淮南叛乱，清除潜在威胁。到公元260年，司马昭的专权已成事实，曹髦作为皇帝却无实权。这种从托孤重臣到实际篡权的转变，源于司马氏缺乏曹氏那样的开国军功，只能通过清洗来稳固地位。 公元260年5月，曹髦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和散骑常侍王业三人议事，表达对司马昭的不满。王沈和王业立即报告司马昭。王经劝阻无效，曹髦遂命令殿中宿卫和僮仆约300人集合，持武器从云龙门出宫。队伍行至南阙时，遭遇贾充率领的中护军阻拦。冲突中，贾充指示太子舍人成济上前，以长戈刺穿曹髦胸膛，导致其当场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高贵乡公之难，暴露了司马氏对曹魏皇帝的极端手段。相比曹丕对刘协的优待，司马昭的处理更显残酷，直接破坏了儒家伦理，引发朝野震惊。 事件后，司马昭下令处死成济及其家族，作为平息舆论的措施。曹髦被追封为高贵乡公，葬于洛阳郊外。司马昭加强宫廷守卫，逮捕相关人员数十人。此事虽延缓了司马氏篡位进程，但未动摇其权力基础。公元263年，司马昭派钟会和邓艾分兵攻蜀，邓艾翻越阴平小道，突袭成都，刘禅投降，蜀汉灭亡。这次胜利进一步提升了司马氏威望。司马昭于公元265年病逝，其子司马炎继承晋王位，同年逼迫魏帝曹奂禅让，建立晋朝，定都洛阳，改元泰始。曹奂被封为陈留王，迁居邺城。 晋朝建立初期，司马炎统一三国，公元280年灭吴，结束分裂局面。但他大封宗室诸王，分置地方军权，本意是为中央提供屏障，却埋下隐患。司马炎死后，继位者司马衷能力不足，其妻贾后专政，引发内部争斗。公元291年起，诸王如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等相继卷入权力斗争，史称八王之乱。乱局中，诸王互相攻伐，消耗国力，造成中原经济凋敝。最终，八王之乱导致晋朝虚弱，引发五胡入侵，中原陷入近300年的分裂时期。这反映出司马氏篡位后的统治基础不稳，与曹氏相对克制的权力转移形成对比。 曹氏父子处理汉献帝的方式，体现了政治智慧的差异。曹操通过军事扩张建立基业，曹丕则借助禅让仪式营造合法过渡，避免了暴力冲突。刘协作为废帝还能安享余生，显示曹氏注重名声和稳定。司马氏则依赖政变和清洗崛起，高平陵之变后逐步蚕食曹魏权力，到曹髦事件时已无所顾忌。这种血腥手段虽短期得逞，却破坏了政治信任，导致晋朝内部矛盾激化。历史上，曹魏虽短命，但其奠基贡献被认可；司马晋虽统一，却迅速衰落，暴露了篡位合法性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