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毛主席望着罗荣桓元帅的遗体，久久不愿离去。毛主席与罗荣桓元帅是亲密的战友，他从秋收起义开始，就跟随毛主席为人民谋幸福。 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毛主席的脚步放慢了，神情也凝重了。 消息像石头一样压在空气里，房间里的人都不敢出声。 站在遗体前的毛主席，眼睛久久不肯移开，仿佛还在寻找那个曾经并肩作战几十年的战友。一起走过那么多生死关口，如今只剩下这静静一刻。 罗荣桓1902年生在湖南衡山南湾村，家境清贫，土地不多，温饱都成问题。 村里人都说，这孩子读书有股认真劲儿，不像是只为考功名的料子。 中学时老师给他改了名字，用诗经里的“桓桓于征”，希望他能有担当。年轻的罗荣桓，最爱翻看的是《湘江评论》，毛泽东写的那些文章，掷地有声，让人热血翻腾。 他常常念上几句，心里就有了方向。 那时候中国局势混乱，学生们总爱聚在一起议论国事，罗荣桓也逐渐成了其中的活跃分子。 1923年夏天，长沙发生“六一惨案”，日本水兵在街头开枪打死打伤中国群众。 罗荣桓亲眼看见同学倒在地上，鲜血流淌在石板路缝隙里。 他愤怒得几乎发抖，跟着队伍抬尸、游行、演讲。他的名字被列进“不法学生”名单，被迫离开家乡北上。到北京的那段时间，他白天跑图书馆，晚上参加学生组织，渐渐走上激进的民主道路。再后来，他去了广州，见到北伐的声势浩大，信念更坚定了。 1927年春，他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开始真正投入到革命洪流中。 同年秋，罗荣桓随部队参与秋收起义。 在浏阳文家市，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的讲话平实却有力，讲部队要有自己的党支部，要把兵心抓牢。罗荣桓听得入神，点头如捣蒜。三湾改编后，连队建立了党小组，党支部成了核心，这也是罗荣桓后来一生工作的重要基石。 他当上了连队党代表，从此和政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古田会议以后，红军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方针，罗荣桓是最早的践行者之一。他跑到战士里去，一起刷标语，一起唱歌，讲政治道理不居高临下，而是像家常话一样。 他带的部队纪律严明，不打骂士兵，也不搞军阀那一套。 有人说，罗政委的连队，响鼓不用重锤敲，靠的是大家心服口服。正是这种氛围，让红军的士气一点点立起来。 长征路上，罗荣桓负责政治工作。 他常说，做思想工作不能靠喊口号，要靠支部的堡垒作用，靠干部以身作则。 途中许多红军战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他总能鼓励大家坚持。到达陕北后，他还继续学习，把政治工作的经验系统化。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115师政委，带部队在华北打游击。 午城、井沟一仗，歼敌千余人，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他带领东进支队进入山东，开始了艰难的敌后抗战。在山东，他提出“翻边战术”，意思是敌人扫荡时，不是一味退守，而是绕到敌后袭扰。 靠这种灵活打法，部队多次化险为夷。 1941年沂蒙“铁壁合围”，敌人十五万兵力压境，罗荣桓带人实地勘察，选定突围路线，全军几乎无损成功突围。同行的德国记者感叹，那是一场“无声的战斗”。 罗荣桓不仅会打仗，还会用人。 在山东，他反对拉帮结派，主张任人唯贤。他经常说，干部多多益善，不能光用熟人。干部们跟着他，感到心里踏实。 山东根据地在他的领导下稳步扩大，到抗战末期已形成数百万民众支持的大后方。 毛泽东评价山东时感叹：“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还动员了几万兵，都是从山东动员的。”这话说明了罗荣桓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罗荣桓率山东主力六万余人入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 东北局势复杂，国共谈判一会合一会分，他坚持认为战争要作长期准备，不可掉以轻心。辽沈战役前夕，林想退守长春，他不同意，坚持要打锦州。他说，锦州若不拿下，敌军援兵随时可能南北呼应。最后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锦州一战奠定了东北全胜的基础。毛主席后来写诗悼念他，其中一句“战锦方为大问题”，正是点出了这件大事。 进入平津战役，罗荣桓以政委身份参与指挥，还亲自参加和傅作义的谈判，推动北平和平解放，避免了一场更大的伤亡。解放战争结束，他的名字已与胜利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 他强调“五湖四海”用人原则，干部来自不同根据地，都要一视同仁。 他推动文化教育，要求部队学习识字，提高文化水平，把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他主持制定《政治工作条例》，总结几十年经验，让政治工作有了成文规范。 他还特别强调群众路线，提醒政工干部不能只官教兵，也要兵教官，要形成互动。 1955年授衔时，他被评为元帅，获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他身体不好，却依旧操劳，在病中，他写下文章《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直言有人削弱传统，这是危险的倾向。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病去世。 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毛主席提议全体起立默哀，说：“罗荣桓逝世了，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