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授衔，还健在的27位开国上将，分别担任什么职位？ “1988年9月14日，北京西郊的一间会议室里——’老洪，你又要换新肩章啦？’青年参谋半开玩笑地凑到洪学智身旁。”一句轻松的问候，把人拉回到那年金秋。自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后，暌违三十三年的再次授衔，就在这样的氛围里悄然拉开序幕。 恢复军衔，与其说是换肩章，不如说是拨正一段被中断的制度。当年取消衔级，缘于种种复杂背景；八十年代末再度启用，既为了与国际接轨，也为了规范指挥链条。此次最高衔为上将，没有元帅与大将。“洪老”成为唯一一位连获两次上将的人物，这是所有参会者眼中的亮点，却并非全部看点。 当时健在的开国上将共有二十七位，除洪学智外，其余二十六位因岗位、健康或政策原因，没有再穿上列装制服。掰指细数，他们散落在不同战线——政坛、政协、顾问机构以及高等学府，各自肩负着与军装同样重要的职责。 先说仍处于国家权力核心的两位。王震与乌兰夫都是正国级。王震担任国家副主席，常年奔走在经济建设前线，“工厂搞不上去，再多步枪也没用”，这句大嗓门式的告诫在当时颇具震撼力。乌兰夫则因身体欠佳已回到休养序列，但他的民族工作经验仍被中央时常征询。职务虽不同，分量一样沉。 三位起义将领，也在名单之列。陶峙岳上将时年九十七，高龄却仍关心西北开发；他以全国政协常委身份，隔三差五写信提建议。董其武同样出身起义部队，第三、四届政协常委的经历，使他在少数民族事务上发声不断。朱良才则因心脏问题早早离岗，颁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时，他只是淡淡一句：“组织没忘咱，就行。” 韦国清、傅钟、钟期光、宋时轮这四位，昔日均是政工与作战并肩的高手。韦国清曾在广西主政多年，1988年他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仍盯着老区扶贫数字。傅钟与钟期光、宋时轮，则先后进入休养行列。宋时轮那句“宁可多跑几步，也别让干部来回折腾”成了总后系统的口头禅。 再看五位空军与铁道兵出身的大将才。刘震转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后，对飞行员科研补贴拍板通 过，“飞不高就别谈打得远”一句掷地有声；陈再道在铁道兵系统活跃到八十年代中期，会议桌上常能听到他的湖北乡音；李达则是全国人大常委里的“解放军代表”，他对国防预算的每一个小数点都要反复推敲；王宏坤、周桓已离职，但各地军史编纂组时常能见到他们的批注手迹。 如果说前述诸位大多已离开一线，那么杨得志、张爱萍、王平三人，则是真正与第二次授衔擦肩而过的“现役重量级”。杨得志刚从总参谋长位置退下，仍保持每日阅报习惯；张爱萍卸任国防部长仅半年，被军内外戏称“带着部长余温来旁听”；王平前年才结束总后勤部常务副部长的任期，他说：“家底摸清了，年轻人用起来就放心。” 对于工兵与后勤系统，李聚奎、陈士榘、张宗逊三位可谓定海神针。1988年，李聚奎获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却更在意老兵待遇；陈士榘依然出入国防委员会会议室，低调得像位普通工程师；张宗逊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军队装备史资料搜集，“实事求是记录，后人好用”是他的口头禅。 文职舞台上，叶飞、陈锡联、杨成武、宋任穷四位可圈可点。叶飞担任华侨大学名誉校长，忙着东南亚校友事；陈锡联在顾委常务会上发言犀利，经常以一句“我这老坦克兵就直说了”开场；杨成武兼着文史研究会主任，审核抗战影像资料；宋任穷虽已卸任，但一见青年军官来访，仍能当场背出长征途中某次战斗的坐标。 萧克与吕正操是开国上将中的常青树。萧克担任中央顾委常委，偶尔在军报写短评，言简意赅；吕正操忙于民航和政协之间的“双线作战”，他那副弓形拐杖成了各类会议的熟悉画面。两位高寿将军精神矍铄，被视作那个年代军人气象的“活样本”。 算到这里，二十七人全部亮相。有人仍握日常权责，有人寄身养浩然之气；有人对制度恢复拍手称快，有人淡然处之。这种差异，不是对政策的评价标准，而是时代环境与个人境遇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若将上述职务按行政级别归类，副国级以上两人，正部级与副部级约十余人，其余多为顾问或政协、人大常委，少数已进入纯休养状态。换句话讲，这批开国上将虽未再披戎装，依旧在政治舞台中发挥影响力。 与此同时，1988年的授衔工作对年轻军官冲击极大。许多基层团以上干部第一次真切感到，军衔不只是肩头标识，更与保障、责任挂钩。不少人后来回忆：看着洪老走上台，几十年功勋浓缩成一抹上将领花，那一刻突然明白什么叫“荣誉既是肯定，也是鞭策”。 不可忽视的还有健康因素。二十七位上将大多年逾七十，几乎人人带着旧伤。有的只能靠轮椅出席典礼，有的干脆在病房里委托家属代领纪念章。身体状况与军中岗位脱节，是他们错过再次授衔的重要现实原因。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设置名誉上将或终身军衔，也许情况不同。不过制度设计需要平衡，既得考虑历史功绩，也要兼顾岗位需求，最终形成现在的版本，背后是多轮讨论与测算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