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后，尸体被人裹进破草席扔进浅坑，谁都以为他这一死就

1644年，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后，尸体被人裹进破草席扔进浅坑，谁都以为他这一死就算了，可五年后，他却被清人请出乱葬坑，安安稳稳送进了明十三陵，还专门为他修了一座“思陵”。   1644年春，北京城北的煤山之巅，一位三十三岁的帝王在一棵歪脖老槐树上，结束了他短暂却沉重的一生，他的名字是朱由检，史称崇祯皇帝。   他的身边，只留下了忠心的太监王承恩一人陪伴，没有一位大臣前来送别，没有军队为他护驾，更没有棺椁仪仗，他的尸体最终被一块破草席随意包裹，草草埋于浅坑，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谁能想到，仅仅五年后，他竟被新朝的统治者亲自从乱葬之地请出，移葬于明十三陵，并专建新陵，取名“思陵”，赐予庙号谥号，追祭三日。   在崇祯生命的最后一年，大明内忧外患，西北的李自成义军节节胜利，西安失守直逼京畿，在朝堂上，内阁首辅与吏部尚书却对局势满不在乎，自诩敌人贪恋声色，不足为惧。   崇祯虽不信却也无力扭转，元旦之日，本应是皇帝接受朝贺的隆重时刻，可百官缺席，吉时已过，只有一名锦衣卫官员在侧。   那一刻的朝堂，乱如市井，昔日天子威仪荡然无存，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守“君王死社稷”的信条，拒绝南迁，坚决不作逃君。   当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京师局势已无法收拾，崇祯赐死后妃、女眷，砍伤亲女长平公主，孤身登上煤山，他曾试图乔装逃走，但各城门早已为义军封锁，他明白降是耻辱，逃更是耻辱。   他在衣襟写下血诏，自责无德误国，表示任人分尸但求勿害百姓，他用最后的方式捍卫尊严，随侍多年的王承恩亦紧随而去，两具尸体并肩悬于树上，无人问津。   李自成攻入北京，虽明知皇帝已死，仍悬赏查找，数日后起义军在煤山发现遗体，他命人将帝后遗体置于门板上，在东华门外公开展示三日，既是示众也是警告。   朝中旧臣多数噤若寒蝉，避而不谈，唯有襄城伯李国桢前去哭祭，被捕后血泪陈情，提出三条建议：保明陵、厚葬崇祯、不伤太子，李自成当场答应，但并未付诸行动。   安葬一事遂落于地方，顺天府命昌平州协办，州吏赵一桂被迫接手，可府库早已空虚，士绅们生活困顿，朝廷既不给钱，又不调物，一纸命令等同推责。   赵一桂只得求助于地方乡绅，终在十一人帮助下募得三百四十两白银，银两虽微薄，但已是雪中送炭，墓地选在天寿山原田贵妃墓中，原为崇祯生前宠妃所葬，工程未竣即遇明亡，地宫尚可使用。   赵氏命工人挪动田妃棺椁，安放于墓右，将崇祯与周皇后分别置于中与左，三人共葬一穴，实乃无奈之举，草草祭奠之后，百姓含泪而散，王朝的终结在这一刻有了象征性的“掩土归终”。   仅一月后清军入关，多尔衮以“为明复仇”之名行号令之实，为笼络人心，清廷对崇祯身后事重新提上日程，调查得知崇祯被草葬于田妃墓中，地方官赵一桂的陈情极为详实，顺治皇帝决定追封崇祯为“庄烈帝”，赐庙号“思宗”，并将原墓地修缮扩建，正式纳入明十三陵，称为“思陵”。   消息传出，朝中褒贬不一，有人批评厚葬亡国君乃助长汉人故国情结，有人担忧削弱清朝正统，但顺治意志坚定，理由很清楚：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   修陵工程并不顺利，初期官员消极怠工，十余年间进度缓慢，直至顺治震怒，下令整肃，才勉强完成地宫封掩与殿宇建制。   乾隆年间才有进一步修缮，使思陵终具帝陵形制，即便如此思陵依旧是十三陵中规格最小者，象征着一种“体面之中有所保留”的政治态度。   在清廷刻意推动下，崇祯形象逐渐转变，民间开始以“殉国君”称之，私祠中立位纪念者渐多，若说李自成只留下空头支票，那清廷则用实际行动完成了一次统治正当性的洗牌。   崇祯的一生，虽志在勤政，却终为末世所困，力不从心，他的死既是绝望之举，也是一种凛然收场，而他的葬礼，从乱葬浅坑到王陵旧地，从草席残躯到庙号祭礼，成为两朝更替之间最具象征意义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