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钱学森冲破阻力回国时，在香港九龙火车站，一位记者用英语采访他，他说了一句话，令对方吃惊。 钱学森拖着简单的行李箱，准备搭乘火车前往深圳，一位外国记者挤上前来，用英语抛出了精心准备的问题，想要独家采访这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 钱学森停下脚步，看了看这位记者，微微摇头：“对不起，我现在要说中国话了。”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记者愣在那里，周围的人也安静下来，这句话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得回到五年前的那个夜晚，1950年9月，钱学森和妻子蒋英收拾好所有行李，准备以探亲为名回国，他们甚至托运了800公斤的科技书籍和资料，满心期待着回到阔别15年的祖国。 然而第二天，FBI探员就包围了他们的住宅。钱学森被戴上手铐，投入了洛杉矶移民监狱。那800公斤书籍全部被没收，连蒋英的化妆品都被翻了个遍，理由是“可能藏有机密文件”。 美国海军部次长丹尼·金布尔毫不掩饰地说：“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回到红色中国。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这句话并非夸张，钱学森当时掌握的导弹技术确实是美国的核心机密。 加州理工学院为了保释钱学森，支付了1.5万美金的巨额保释金，这在当时相当于一套豪宅的价格，但即使出狱，钱学森也失去了自由，24小时被监视，电话被窃听，信件被检查。 软禁的日子里，钱学森只能待在家中搞研究，写了《工程控制论》等著作。每次出门买菜，都有特工跟着，蒋英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最难熬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 转机出现在1955年的一天，钱学森在翻看《人民画报》时，无意中看到了父亲的朋友陈叔通站在毛主席身边的照片，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联系国内的唯一机会。 钱学森冒险写了一封信，装在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信里寄出，信中他写道：“我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留，现在我要求祖国帮助我回国。”这封信辗转到了陈叔通手中，又很快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中方代表王炳南接到周总理的紧急指示：立即在谈判桌上出示钱学森的信件，美方代表约翰逊看到信件后脸色大变，因为美国一直声称“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想回国”。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中国同意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换取钱学森的自由，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拿到了离境许可。 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回国的航程，船一开动，钱学森就脱下了西装，换上了中山装，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穿过西服，也再没有踏足美国。 香港转车那天，面对记者的英语提问，钱学森的回答既简单又深刻，这不仅是语言的选择，更是身份和立场的表态，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在美国工作15年的科学家，而是一个回到祖国怀抱的中国人。 回国后的钱学森立刻投入到火箭研制工作中，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没有设备、没有资料、没有经验，第一次试验用的火箭发动机，就是钱学森和同事们用手工打磨出来的。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虽然只飞了8公里，但这8公里的距离却意义重大，标志着中国导弹事业的正式起步。 钱学森在导弹设计中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弹道”，这种弹道的特点是导弹在大气层边缘进行滑翔飞行，速度可达20倍音速，而且几乎无法被现有的反导系统拦截，这一理论至今仍是各国导弹设计的重要参考。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钱学森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终于实现了让中国挺直腰杆的梦想，当蘑菇云升起的那一刻，现场所有人都热泪盈眶。 有人问过钱学森是否后悔回国，他的回答很简单：“在美国，我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我不能为国家做什么，在中国虽然生活条件差一些，但我能为祖国的建设出力。” 钱学森回国的消息在海外学者中引起轰动，许多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纷纷效仿，据统计从1955年到1957年，先后有2000多名留学生和科学家回到祖国，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归国潮”。 晚年的钱学森经常说起那句“我现在要说中国话了”，他说这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心灵的回归，一个人无论在外面取得多大成就，根还是在祖国。 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样的选择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爱国？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深思。 信源：走近中国科学家丨钱学森: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