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6年，病重的李世民下令处死宰相刘洎。临死前刘洎还想上书，但遭到拒绝。 这位被李世民夸过“鲠亮有谋”的宰相，为何会以这样憋屈的方式收场？ 刘洎是荆州江陵人，年轻时便以才思敏捷闻名乡里。隋大业末年，天下群雄并起，荆州地区被萧铣的梁国政权控制，刘洎成为萧铣麾下的重要幕僚。 当唐军南下攻略荆州时，独具慧眼的刘洎看出萧铣政权难成大业，劝说城中守将献城归唐，为唐朝平定江南立下首功。 归唐后的刘洎很快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他从地方小官做起，历任南康州都督府长史、给事中等职。 贞观七年，刘洎因直言敢谏被唐太宗看中，调入中枢担任谏议大夫，从此踏上仕途快车道。当时的唐朝朝堂人才济济，房玄龄、杜如晦等贞观名相仍在任上，但刘洎以其 “性刚直，有器量” 的特质迅速站稳脚跟。 一次唐太宗宴请近臣，席间询问群臣治国之道，刘洎直言不讳直指唐太宗近年来渐生的骄纵之气。 唐太宗听后很高兴，说：“卿可谓鲠亮有谋，朕心甚慰。” 此后刘洎官运亨通，历任黄门侍郎、侍中，最终在贞观十七年（643 年）拜为宰相，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共掌朝政。 刘洎不像房玄龄那般温润周全，也不似长孙无忌那样深沉内敛，而是以 “遇事敢言，无所回避” 著称。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因谋反被废，唐太宗在长孙无忌等重臣的支持下，立晋王李治为新太子。 但这场储位之争并未真正结束，魏王李泰的残余势力仍在暗中活动，而太子李治性格仁弱，让太宗对身后之事充满忧虑。 唐太宗的这种政治焦虑，逐渐转化为对大臣的猜忌，尤其是对那些手握重权、性格刚直的重臣。 刘洎恰恰身处这场权力旋涡的中心，作为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他与关陇集团出身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本就存在天然的派系隔阂。 在对待太子的问题上，刘洎主张 “太子应亲理朝政，历练才干”，这与长孙无忌等人 “保全太子，稳步过渡” 的策略形成鲜明对比。 贞观十九年的高句丽之役，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唐太宗在亲征途中不幸受箭伤，又感染风寒，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消息传回长安后，监国的太子李治忧心忡忡，而负责辅佐太子的刘洎更是频繁出入东宫，与太子商议国事。 这种正常的辅政行为，在有心人眼中却成了 “结党营私” 的证据。当时褚遂良正在长安处理政务，他敏锐地察觉到太宗病重可能带来的政治真空，开始暗中布局，寻找扳倒政敌刘洎的机会。 刘洎在与同僚讨论太宗病情时，曾感慨道：“圣体患痈，极可忧惧。若陛下不幸，当辅佐太子，稳定大局，诛杀异志者。” 这番本是表达忧国之心的话语，却被别有用心之人断章取义，为日后的诬告埋下伏笔。 贞观二十年三月，唐太宗带着一身伤病和疲惫从辽东返回长安，住进了翠微宫调养。 缠绵病榻的唐太宗变得愈发敏感多疑，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最担心的就是在自己身后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重蹈隋朝的覆辙。这种深重的忧虑，让他对身边大臣的言行格外关注。 就在这时，褚遂良向太宗呈上了一份弹劾，称刘洎在太宗病重期间 “颇有怨言，图谋不轨”。 太宗听到这番指控后，脸色变得铁青。他立刻传召刘洎对质，病榻上的帝王眼中充满了审视与怀疑。 面对指控，刘洎据理力争：“臣绝无此言！陛下出征期间，臣与褚遂良多次政见不合，他这是挟私报复！” 刘洎请求太宗召见当时在场的马周等人作证，马周也确实证实刘洎当时只是表达忧国之情。但 此时的太宗内心早已天平倾斜，在他看来，刘洎身为南方士族代表，又性格刚直敢言，确实存在 “难以驾驭” 的隐患。而太子李治仁弱，若自己死后，刘洎凭借宰相之权辅佐太子，很可能形成专权局面。 联想到刘洎之前 “诛杀异志者” 的言论，太宗更愿意相信褚遂良的指控，即使这可能存在夸大成分，也要防患于未然。 这时的太宗需要的不是绝对的真相，而是确保权力平稳过渡的政治结果。在他眼中，牺牲一个刘洎，换来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集团重臣的支持，保障太子顺利继位，显然是更 “划算” 的选择。 于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太宗做出了最终判决。 不久后，一道冰冷的圣旨送到了刘洎面前，赐其自尽，家产不籍没，家人免流徙。” 这道圣旨实则留有余地 ，没有株连家人，算是给这位老臣最后的体面。 刘洎曾请求狱卒将辩解的奏疏呈送太宗，但遭到拒绝。这位以直言敢谏闻名的宰相，最终只能在无尽的悲愤与不甘中饮鸩而亡，时年五十岁。 刘洎之死在朝堂引起巨大震动。许多大臣明知其中有冤，却因畏惧而不敢进言。 只有太子李治曾试图为刘洎求情，但被太宗以 “此非太子所宜干预” 为由拒绝。 这场没有硝烟的审判，最终以刘洎的悲剧落幕，成为贞观之治晚年一道难以磨灭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