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钱玄同教授发现自己的小儿子在学校有一个绰号，很俗气。他哈哈大笑，随即把绰号

一天，钱玄同教授发现自己的小儿子在学校有一个绰号，很俗气。他哈哈大笑，随即把绰号变成了真名。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名字之后响彻中华大地，无人不知。 钱三强后来到底有多“强”？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民族。也就在这一年，24岁的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考取了公费留学的名额，即将前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那可是当时全世界物理学的“麦加”。 一边是战火纷飞、危在旦夕的祖国，一边是梦寐以求的科学殿堂，怎么选？ 家国之痛让钱三强犹豫了。病榻上的父亲钱玄同看穿了儿子的心思，对他说：“你现在要去学的本事，将来国家用得上。别只顾着眼前这点愁啊！” 父亲的话，点醒了钱三强。他把“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这八个字刻在了心里，登上了前往法兰西的轮船。 在巴黎，钱三强就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最前沿的知识。他没有辜负父亲“智强”的期望，和同在居里实验室的妻子何泽慧一起，在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首次发现并证明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 这个发现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了轰动。法国科学界授予他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媒体称他们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导师约里奥居里夫人更是对他青睐有加，希望他能留在法国，做出更大的成就。 留在巴黎，意味着一流的设备、优渥的待遇和光明的前途。回国，则意味着一穷二白，甚至可能中断科研生涯。 1948年，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钱三强做出了选择。他对劝他留下来的朋友们说了一段话，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我们回去改变她的面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但国家的腰杆子必须挺直。面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中央决定：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个“天字第一号”任务，交给了谁？钱三强。 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所长，成了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总规划师”和“大管家”。 当时有多难？缺人、缺钱、缺设备、缺资料。钱三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兵买马”。他就像个“伯乐”，四处去“忽悠”那些顶尖的科学家。 他找人谈话，总是带着点神秘感，压低声音说：“我们要放一个‘大炮仗’，想请你来参加。” 这个神秘又充满吸引力的“大炮仗”，吸引了一大批当时最聪明的大脑。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在他的感召下，从国内外汇聚而来。据后来的统计，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15位都是他动员回国或参与进来的。 从点将到组队，从规划到研究，钱三强事无巨细。他把自己在法国学到的最先进的知识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又发挥了卓越的组织才能，把上千名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 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是钱三强51岁的生日。 也就在这一天下午3点，在新疆罗布泊的戈壁深处，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随着一声撼天动地的巨响。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 那一刻，中国人终于可以把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钱三强这个名字，和他参与缔造的“东方巨响”，一同震撼了世界。 他实现了父亲的期望，做到了“德、智、体”三强。他更用一生践行了“学以致用，报效祖国”的誓言。 如今，距离钱老离开我们，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科技竞争空前激烈。从可控核聚变到人工智能，从深空探测到量子计算，大国之间的博弈，早已深入到科技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我们今天能自信地参与这场竞争，底气从何而来？ 底气就来自于钱三强那一代人打下的坚实基础。他们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为我们算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未来。他们那种“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精神，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脉。 当我们看到“奋斗者”号潜入万米深海，看到“祝融”号在火星留下中国的足迹，看到中国空间站“天宫”在头顶璀璨运行时，我们应该想起，这一切辉煌的起点，都源于像钱三强这样的共和国脊梁，在半个多世纪前，做出的那个无悔的选择。 一个绰号，变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个名字，承载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一个灵魂，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