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周总理和张茜合影，张茜貌美如花，被誉为“第一外交夫人” “陈外长，夫人可否一同入席？”——1961年5月，日内瓦会议大厅里，一名西方礼宾官轻声询问。陈毅微微一笑，侧身请出张茜，这个场景后来被许多中国记者视为“夫人外交”起步的标志。 新中国前十年，男性干部挑大梁，夫人们大都在幕后。可国际交往讲究对等：客人带夫人，主人最好也有同等级别的配偶相陪。1950年代末，我国代表团一次次在宴会上“孤身作战”，场面多少有些别扭。对外宾来说，这不仅是礼节，更代表对女性的尊重。若长期缺位，难免被人揣测为“东方大国仍沿袭旧式男权”，舆论压力随之而来。
中央很快注意到这个细节。那年秋天，礼宾司递交报告，建议挑选一位气质、语言能力、政治立场都过硬的女同志出面。文件摆到总理、外长案头，名字排了好几页。江青当时忙着在中南海放电影、改样板戏，婉拒了；邓颖超深耕妇联事务，也不愿抽身。名单逐渐收窄，人们自然想到陈毅的夫人张茜。 张茜1913年生于湖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17岁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中，英语底子就此打下；后在延安边研究政策边练俄语。抗战期间，她曾用假名潜入武汉搜集情报，还当过《新华日报》战地记者。可这些履历她从不张扬，熟悉她的人总说：“张茜外柔内刚，话不多却一针见血。”对外交场合，这正是稀缺品质。
1961年春，周总理对陈毅开玩笑：“老陈，你这位内当家不出来，咱们的形象就缺了半边天。”陈毅哈哈大笑回敬：“总理，要得，我回去做思想工作。”张茜听闻任命，第一反应是“我能力有限”，连说三次“不行”。邓颖超到家中做客，与她促膝长谈。两位姐妹举着搪瓷茶杯聊到深夜，最终一句“国际斗争也是妇女阵地”打动了张茜。 接下来的两个月，她几乎把自己关在外交部礼宾司小会议室。日常礼仪、国旗、国歌、各国禁忌，甚至刀叉摆放角度，她都逐一做笔记。有人问为何如此较真，她淡淡一句：“我代表的不只是我自己。” 5月，张茜随陈毅赴日内瓦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会议。宴会开始前，瑞士礼宾长看着她的旗袍配披肩，夸了句“东方玫瑰”。更难得的是，她用流利法语和对方交谈，谈到勃朗峰雪线的变化，对方惊叹“madame如此了解气候议题”。那晚，会场里出现一个小插曲：几位西方记者围住她拍照，拍完还想问私人问题，陈毅摆摆手道：“这是机密。”众人哄笑，气氛顿时活络。
1962年初夏，周总理邀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夫人哈蒂尼访华。人民大会堂西门广场，周总理身着灰色中山装，精神矍铄。张茜则换上白色短风衣配紫色旗袍，腕间一只淡粉手包成为点睛。摄影灯闪个不停，镜头里一侧是稳健的总理，一侧是温婉的“陈夫人”。 哈蒂尼属于典型的热带风情——大花头巾、金色耳环，气场外放。两个性格迥异的女性却很快找到共同话题：儿童教育、妇女参政、棉纺工业。午宴时，两人同时伸手去拿酸甜口的凤梨片，目光相对，相视一笑，氛围一下子缓和。周总理后来向身边工作人员点头道：“夫人们交流顺畅，比我们条文谈判还重要。” 对于张茜，外界常聚焦她的美貌。事实上，她更重要的贡献是替中国夫人在国际舞台赢得“可敬、可信、可亲”三重印象。在那个人才紧缺的年代，这绝非易事。她把旗袍穿出了专业感，也让外宾看到新中国女性的职业素养。在一次内部汇报中，她直言：“旗袍只是外壳，讲好中国话才是核心。”这一句被外交部青年干部摘抄在笔记本扉页。
值得一提的是，张茜并非单打独斗。邓颖超在妇联提出“外事礼仪培训班”，鼓励中央部门干部夫人集中学习；章含之、唐闻生等年轻女翻译也主动分担同声传译任务。短短三年，一支小巧而完整的“夫人外交队伍”渐成型。有人把这一模式比作“软实力试验田”——先由个体示范，再扩散到集体，最终上升为制度。 1966年之后，国内政治风向突变，夫人外交几乎停摆。张茜与陈毅遭遇冲击，往日的光鲜瞬间隐没。直到1972年，中美破冰，周总理又想起那位曾撑起外交场合的老朋友。他派人去医院探望陈毅，同时带去问候：“张茜身体可好？国家仍需要她。”可惜，陈毅于同年底病逝，张茜也选择离开公职，专心整理丈夫遗稿。历史的舞台灯光暗下，观众席却记得当年那抹白风衣与紫旗袍。
回到1962年那张合影——周总理的洞察、张茜的沉着，在胶片里静静定格。对内，它昭示女性在新中国公共事务中的新位置；对外，它提醒世界，这个东方大国已经懂得何为现代礼仪与平等尊重。若没有那个节点，中国夫人外交的节奏或许要再推迟几年，其后续影响难以估量。 个人看来，张茜的意义从来不止“美貌”二字。她以一己之力把“夫人”角色从陪衬转向主体，悄悄拓展了女性参与国家事务的边界。这份价值，比任何照片里的旗袍更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