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郑洞国的前妻想复婚，郑洞国的子孙都同意，但郑洞国却摇头拒绝：“她来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十天就被她花掉，不复婚！” 1933年，刚从长城抗战前线归来的郑洞国，正经历丧妻之痛。经战友介绍，他认识了年轻貌美的陈碧莲。陈碧莲的出现，如同照亮了他灰暗生活的一束光。两人迅速坠入爱河，结为连理。 新婚燕尔，陈碧莲的温柔体贴给了郑洞国莫大的慰藉。抗战爆发后，郑洞国率部奔赴前线，陈碧莲也毅然追随，与军官家属们一起筹措军饷、运输物资，甚至亲赴前线慰问将士。他们被誉为国民党部队中的“鹣鲽情深”，一时传为佳话。 然而，命运的齿轮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转动。抗战胜利后，内战的阴云笼罩中国大地。他根深蒂固的“愚忠”思想，最终还是让他选择了效忠蒋介石。 1949年，郑洞国奉命前往长春，与解放军进行最后的决战。陈碧莲闻讯，内心焦急万分。她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此去凶多吉少。然而，郑洞国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 正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郑洞国部在长春很快陷入了解放军的重重包围。数次突围失败，物资逐渐枯竭，甚至连基本的食物都难以保障。远在上海的陈碧莲忧心如焚，一封封家书寄往前线，字里行间充满了思念和担忧。她劝说丈夫不要再执迷不悟，只盼他能平安归来。 战局的恶化，让郑洞国也开始动摇。而此时，周总理的一封信更是彻底改变了他的立场。信中“党是两党，国是一国，为民造福的心是一致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他。最终，他的部下选择了起义投降，而郑洞国也在部下的保护下幸免于难。 长春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走向末路。而郑洞国这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他向中央提出了三个请求：不上任何报道，不参加公开活动，也不担任共产党的职务。这或许是他内心深处，对过去的一种告别和对未来的迷茫。 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就此放过他。当陈碧莲得知丈夫还活着的消息后，欣喜若狂，不顾自己肺病初愈，从上海赶往哈尔滨与他团聚。本以为是劫后重生的美好时光，却成了他们之间矛盾和分歧的开端。 陈碧莲自幼生活优渥，习惯了上海的繁华和舒适。而哈尔滨的严寒和干燥，让她的肺病复发。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官兵平等，郑洞国的物质待遇与国民党时期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对于一直过着富裕生活的陈碧莲来说，这种落差是难以忍受的。 郑洞国出身贫寒，常年征战，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夫妻俩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在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后，似乎渐行渐远。1952年，郑洞国调回北京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本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陈碧莲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提出要回上海定居。郑洞国默许了，从此两人开始了长期的分居生活，感情也逐渐淡漠。 1953年，郑洞国收到了一封来自妻子的信。满怀期待地打开，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纸《离婚协议书》，上面已经签好了陈碧莲的名字。字里行间的冷漠，让郑洞国心如刀绞。几天后，他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只留下一句“愿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段曾经令人艳羡的爱情，最终以这样的方式画上了句点。 命运弄人，到了上世纪60年代，陈碧莲的丈夫因经济问题锒铛入狱，家产也被没收。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的陈碧莲，想到了前夫郑洞国，便以“郑洞国前妻”的名义向政府寻求帮助。得知消息的郑洞国，虽然心中五味杂陈，但还是尽力给予了她帮助。 1972年，顾贤娟因病去世，这给晚年的郑洞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而此时，陈碧莲却再次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她通过郑洞国的子女表达了想要复婚的愿望。尽管郑洞国对前妻的生活表示关心，但对于复婚，他始终没有明确表态。 陈碧莲并没有放弃，一直与郑洞国的子女和亲属保持着联系。直到1983年，孙子郑建邦再次提起复婚的事情，郑洞国终于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她来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十天就被她花掉，不复婚！” 这句话，看似简单粗暴，却饱含着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的复杂情感。或许，他并非真的在意那点工资，而是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世事变迁之后，更加看重内心的平静和安稳。他和陈碧莲，早已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都已截然不同。与其在晚年重新面对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不如保留一份过去的念想，各自安好。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绝情”或“抠门”来评价郑洞国的选择，他的拒绝，或许是对逝去岁月的无奈，对物是人非的感慨，也是对晚年生活的一种自我保护。 最终，暮年的陈碧莲带着对郑洞国的牵念，孤身一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而郑洞国，也带着过往的记忆，平静地度过了他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