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1岁的女知青廖晓东，为了响应号召，嫁给了一贫如洗的老光棍。新婚夜，廖晓东一脸娇羞：“洗洗睡吧！”谁料，老光棍一脸不耐烦：“城里人就是矫情！”然而，正当廖晓东一脸懵时，老光棍竟然给了她一巴掌！ 1969年，21岁的廖晓东是个典型的上海姑娘，家里条件不错，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她自己也受过良好的教育。那年，国家推行“上山下乡”政策，号召城里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劳动再教育，为农业建设出力。廖晓东虽然没啥农村生活的经验，但她满腔热血，觉得自己能为国家做点啥，于是收拾行李，坐上了开往偏远村庄的火车。 到了村里，她才发现现实跟想象差得太远。住的是土坯房，墙上全是裂缝，屋顶铺着干草，冬天风一吹就透心凉。没自来水，得去井边挑；没电灯，晚上只能点煤油灯。村民们穿得破破烂烂，说的话她也听不太懂，对她这个城里来的知青既好奇又有点戒备。每天早上，她得跟着大家下田干活，扛锄头、插秧，太阳晒得人头晕，手上很快就磨出了水泡，后来变成了老茧。活儿重得不得了，干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晚上睡在硬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尽管这样，廖晓东没喊过苦。她努力学着干农活，跟村里的妇女混熟了些。她们教她烧柴火、腌咸菜，她也教她们认几个字，晚上有时候一起聊聊天，多少缓解了点孤单。可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距还是让她觉得格格不入，她老惦记着上海的家，想爸妈，想朋友。 没过多久，村里领导开始张罗她的婚事。他们觉得，知青要是跟本地人结了婚，就能扎根农村，不至于老想着回城。于是，他们看上了老李头，一个快四十岁的单身汉，家里穷得叮当响，人倒是老实，就是脾气不太好，长得也粗糙，皮肤黑得跟田里的泥似的。廖晓东一听这安排，心里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她才21岁，根本没想过这么早就嫁人，更别说嫁给一个比自己大这么多、完全不认识的男人。可村领导劝得紧，村民也七嘴八舌地撮合，她拗不过压力，最后点了头。 婚礼那天挺热闹，但热闹是村民的，跟廖晓东没啥关系。她穿了件借来的红裙子，硬邦邦的布料一点也不合身。仪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喝了两碗茶就算完事。晚上，村民散了，她跟老李头单独留在那间破屋子里。她试着打破尴尬，说了句“洗洗睡吧”，想着缓和一下气氛。谁知道老李头听了这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她彻底懵了。老李头一听这话，脸一下子沉下来，瞪着她，嘴里蹦出一句“城里人就是矫情”，语气里满是瞧不起。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他抬手就是一巴掌，扇得她摔在地上，脸火辣辣地疼。她完全没想到，自己好心的一句话会换来这样的羞辱。那一刻，她才意识到，这段婚姻不是什么新生活的开始，而是噩梦的开端。 从那天起，老李头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他脾气火爆，动不动就发火，稍不如意就对廖晓东动手。有回因为饭菜咸了点，他揪着她头发把她拖到院子里踹了好几脚，邻居听见了也没人敢管。他喝了酒更吓人，骂骂咧咧不说，还拿棍子打她，她只能缩在角落里挨着。白天还得照常下田干活，扛着重担子，累得喘不过气，晚上回来还得面对老李头的臭脾气。长期下来，她身体垮了，脸白得像纸，瘦得皮包骨，还老咳嗽。 村里人看她可怜，有时候会送点吃的，但大多时候也就是叹口气，没人真管。老李头呢，根本不拿她当回事，她病了也不管，连药都不给她买。她去找村领导求助，人家却说“夫妻间吵架正常，忍忍就过去了”。她想跑回上海，可政策卡得死死的，没钱没路，家里也帮不上忙。 到了1971年冬天，她病得更重了，肺炎让她烧得迷迷糊糊，咳得喘不上气。那时候天冷得要命，屋里没啥取暖的东西，她裹着薄被子躺在土炕上，感觉命都快没了。村医给了点草药，喝下去一点用没有。她老做梦，梦见上海的家，梦见爸妈，可醒来还是那间冷冰冰的破屋。慢慢地，她连下床的力气都没了，村里人也渐渐不来看她了。 1972年冬天的一个夜里，风刮得呼呼响，廖晓东一个人在屋里咽了气，才24岁。她死得悄无声息，村民随便挖了个坑把她埋了，连块碑都没有。她的故事后来传开，大家听了都觉得心酸。她这辈子过得太苦了，但她的经历不是个例，那时候好多知青都这样，背井离乡，日子过得艰难。 廖晓东的事儿让人看到那段历史的另一面。知青下乡听着挺高大上，可落实到个人身上，苦头吃得太多了。她一个城里姑娘，没经验没准备，就被扔到农村，还被迫嫁了人，吃的苦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再加上那时候农村条件差，医疗基本靠草药，生病了也没啥办法。她跟老李头的婚姻更是雪上加霜，男人脾气差又没文化，俩人根本过不到一块去。她受的那些罪，不光是她一个人的悲剧，也是那时候好多女知青的缩影。 这事儿还让人想到性别的问题。那年代，女人在婚姻里没啥地位，尤其是下乡的女知青，嫁了人就得听人摆布。廖晓东想反抗，可村里没人支持她，社会也没啥保障措施，她只能硬扛。老李头那人，穷是真穷，可他打人骂人的时候一点不含糊，完全不把廖晓东当人看。这种事搁现在，早就报警了，可那时候没人管，女人只能吃哑巴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