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钱学森回国后，发现国内尖端人才严重缺乏，无法承担起当时最关键的装备研发任务。“人才，” 他突然对助手说，“没有人才，再好的蓝图也是废纸。” 说这话时，他刚从东北的军工厂考察回来，车间里的老师傅拿着苏联专家留下的图纸叹气，说 “上面的公式像天书”，而几个大学毕业生对着火箭发动机的草图，连基本的推力计算都无从下手。 窗外的白杨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像在应和他心里的焦虑。 中科院的会议室里，钱学森把一份国外高校的课程表拍在桌上，红笔在 “航空工程”“流体力学” 等专业名称下画了重重的线。 “不能等，” 他对前来座谈的教育专家说，“常规培养周期太长，我们得办一所‘速成班’，直接对接国防需求。” 当时国内的高校还在沿用民国时期的教学体系，理工科多偏重理论，与导弹、原子能等尖端领域脱节。 他想起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时，学生能在实验室里亲手组装火箭模型，而国内的学生连风洞是什么模样都没见过。 1958 年的夏天，中关村的一片空地上，工人正用竹竿搭起临时教室。钱学森穿着布鞋，踩着满地的砖头瓦砾，给施工队比划着 “实验室要离教学楼近，学生上完课就能动手实操”。 他亲自拟定的招生简章上，专业设置直白得近乎 “功利”：原子核物理、星际航行、自动化 —— 全是国家最急需的领域。 有人质疑 “这样会不会太急功近利”，他指着操场上正在军训的学生说：“国家等着导弹保家卫国，我们的学生就得带着任务学。” 第一堂课讲 “工程控制论”，钱学森站在黑板前，手里捏着半截粉笔，身后的墙上挂着他从美国带回来的火箭结构图。 台下的学生多是十七八岁的少年，眼睛亮得像星星，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公式，有人连他随口提到的参考书名都抄了下来。 讲到关键处，他突然停下来问：“谁能说说，咱们国家的铁路轨距是多少？这对导弹运输有什么影响？” 课堂瞬间安静，他笑了笑：“搞国防科技，不能只盯着图纸，得知道脚下的土地是什么样。” 中科大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钱学森的身影。有次深夜，他发现几个学生围着一台旧车床发愁 —— 他们想仿制一个火箭燃料喷嘴，却怎么也达不到精度。 他脱下外套，挽起袖子手把手教他们调整转速，铁屑溅到他的衬衫上，烫出几个小洞也没在意。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的，” 他擦着手上的油污说，“你们现在多磨坏几个零件，将来导弹上天就少几分风险。” 那台车床后来被学生们漆成红色，旁边挂了块牌子：“钱先生用过的‘教具’”。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戈壁滩上，1960 年第一枚仿制导弹 “东风一号” 即将发射。 钱学森在指挥车里，看见操作台上有个年轻技术员的动作格外熟练，细问才知是中科大第一届毕业生。 “您在课堂上讲的‘推力矢量控制’，我们在这儿用上了。” 年轻人激动地说，手里的记录本上，还贴着当年听课时抄的板书。 导弹升空的瞬间，尾焰染红了半边天，钱学森想起三年前在中科大的开学典礼上，他对学生们说 “你们是祖国的火箭，要带着梦想起飞”，此刻终于有了回响。 1970 年 4 月，“东方红一号” 卫星成功入轨，测控中心里一片欢腾。负责轨道计算的团队中，有六位是中科大的毕业生，他们用算盘打出的数据，与计算机的结果分毫不差。 钱学森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卫星参数，想起当年在课堂上，他让学生们用最原始的计算尺练习弹道推演，说 “基本功扎实了，将来用什么工具都不怕”。 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灿烂，像极了那些年在中科大校园里，学生们夹在课本里的花瓣标本。 晚年的钱学森坐在轮椅上，翻看中科大的校史，指着一张老照片笑了 —— 那是 1958 年的开学典礼，他站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身后是还没完工的教学楼，学生们坐在小马扎上，听得一脸专注。 照片的背面，有他当年写的一行小字：“人才是种子，只要给足阳光雨露，就能长成参天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