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尼泊尔单方面宣布，珠穆朗玛峰完全属于尼泊尔，理由就是：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3年，英国登山队在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的带领下，首次从南坡登顶珠峰，当消息传开，一个尖锐的问题也随之抛向了新中国：“你们的人都没上去过，凭什么说珠峰是你们的？” 这个问题，在西方媒体的放大下，几乎成了一种既定事实，尽管清代的《皇舆全览图》上白纸黑字地标着“朱母朗马阿林”，但在“谁先站上去谁就有话语权”的逻辑面前，古老的地图显得有些苍白。 当外交辞令和历史证据都说不通时，一场关乎主权和尊严的博弈，悄然从北京的谈判桌，延伸到了世界之巅的绝壁之上。 而棋局早在登山队出发前就已铺开，1960年春天，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访华，核心议题就是珠峰。 并且对方立场强硬，主张珠峰完全属于尼泊尔，面对这种局面，毛主席并没有针锋相对，而是提出了一个极具智慧的方案：山是一座，可以分属两国，以峰顶为界，北坡归中国，南坡归尼泊尔，这既维护了主权，又照顾了邻邦的感情。 然而，尼方以“国内民众情绪上接受不了”为由，让谈判陷入僵局，说到底，外交场上的底气，终究还是实力。 但雪上加霜的是，外援也断了，原本苏联在1957年主动提出，要搞一个中苏联合登山队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 谁知到了1959年，西藏局势突变，中苏关系也急转直下，苏联一句轻描淡写的“技术准备不够”，单方面退出了合作，外交被动，技术上又被釜底抽薪，双重压力之下，贺龙元帅一锤定音：“我们自己干！” 这声决断背后，是整个国家的意志，要知道，当时全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可中央硬是从牙缝里挤出了宝贵的70万美元外汇，从瑞士采购专业登山装备。 这笔钱投下去，就不只是为了登山了，它是在向世界宣告：这场主权之争，中国必须靠自己赢回来。 一支特殊的“远征军”随之在珠峰北坡集结，与其说是登山队，不如说它是一个微缩的高海拔作战体系。 这214人的队伍里，真正的运动员还不到一半，其余都是气象、通讯、医疗、后勤和新闻摄影等各路专家。 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注定是无名英雄：有人常年驻扎在6400米的高地，只为捕捉冲顶必需的短暂“天气窗口”；有人日复一日在冰天雪地里凿冰烧水，维系着前线队员的生命；运输队员更是背着几十斤的物资，在稀薄的空气中反复穿行，用身体铺出了一条通往山顶的路。 但他们要征服的，是世界公认难度远超南坡的北坡绝壁，这里的平均坡度超过50度，积雪深厚，雪崩频发。 为了稳扎稳打，登山队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适应性行军，步步为营，把前进营地一路推进到了史无前例的8300米。 真正的考验，来自向8848米发起的最后冲刺，当突击组攀登至海拔8700米时，他们撞上了北坡路线上最恐怖的障碍——“第二台阶”。 这是一段近乎垂直的4米高岩壁，表面覆着一层滑不留手的冰壳，几乎无处借力，这道“鬼门关”耗费了突击队三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和体力。 在生死关头，队员刘连满没有丝毫犹豫，主动蹲下身子，用肩膀甘当人梯，为了增加摩擦力，队员屈银华索性脱掉了数公斤重、带着冰爪的高山靴，只穿着薄袜子踩上队友的身体艰难向上。 这一幕的代价是惨痛的——屈银华的双脚瞬间冻僵，最终导致他失去了全部十个脚趾和双脚脚后跟。 而突击组长许竞体力不支倒下，王富洲临危受命，带着屈银华、刘连满和藏族队员贡布继续前进。 可没过多久，充当完人梯的刘连满也耗尽了体力，他留下一封诀别信，把仅剩的氧气推给了队友。 在1960年5月25日凌晨，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世界之巅，他们插上五星红旗，留下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像和装着登顶纸条的罐头盒。 当三人拖着疲惫的身体下撤时，竟奇迹般地遇到了还活着的刘连满，他没有动队友留下的那瓶氧气，为整个团队保留了最后的生机，四人分享着仅存的氧气和几块水果糖，最终支撑着回到了大本营，下山后，160斤的王富洲，体重只剩101斤。 当中国登山队从北坡成功登顶的消息传回北京，外交部的腰杆瞬间就硬了，谈判桌上的气氛彻底逆转，尼泊尔方面再也无法拿“你们没上去过”当借口。 在一年之后，1961年10月5日，《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明确规定边界线穿过珠穆朗玛峰顶，珠峰一分为二，北属中国，南属尼泊尔，毛主席最初的外交构想，最终由登山队员用生命和意志变成了现实。 从清代地图上那个模糊的名字“朱母朗马阿林”，到1975年中国登山队在“第二台阶”架设的、造福了后来无数登山者的金属“中国梯”，珠峰对中国人的意义被彻底重塑了，它不再只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高峰，更成了一座象征着国家尊严的不朽丰碑。 【信源】环球网---北凌绝顶——1960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