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年，唐昭宗李晔诛杀了叛乱的大宦官刘季述，刘季述临死前冷笑说：“朱温的十万大军已到潼关，天子的位置还能坐几天？” 长安城的血腥味还没散尽，唐昭宗李晔握着滴血的剑，指尖都在发颤。殿外的禁军还在收拾残局，那些平日里围着刘季述摇尾乞怜的小宦官，此刻正趴在地上筛糠。可皇帝耳边总回荡着那句冷笑，像冰锥子似的扎进心里——朱温的十万大军，真的到了潼关？ 他不是没想过这一天。从登基那天起，长安城就没真正太平过。先有黄巢起义搅得天下大乱，后有藩镇节度使拥兵自重，皇帝的圣旨出了宫门就没人认。刘季述这阉竖更狠，去年冬天直接带兵闯进宫，把他从龙椅上拽下来，扔进少阳院锁了整整一个月。据说那时候朱温就在东边磨兵砺马，看着长安城里的笑话。 诛杀刘季述，昭宗是赌了一把的。宦官专权这颗毒瘤盘根错节，不割掉，自己迟早是第二个被囚禁的傀儡。可割掉之后呢？他看着阶下刘季述的尸体，突然发现这具尸体背后，站着个更可怕的影子。 消息传到潼关的时候，朱温正坐在营帐里磨他的佩刀。刀刃映着他那张布满刀疤的脸，像极了他老家砀山的那块顽石。身边的谋士递上长安来的密报，说刘季述已死，昭宗重新掌了权。朱温嗤笑一声，把刀往桌上一拍：“这老阉货，死得倒是时候。” 他早就看刘季述不顺眼了。一个宦官也敢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真以为手里攥着个皇帝就能当回事？这些年朱温在河南抢地盘、囤粮草，早就不是当年那个跟着黄巢混饭吃的草莽了。他要的，是整个天下。 昭宗在长安城里坐立难安。他派了三拨使者去见朱温，又是封官又是赐金，说尽了软话。意思很明白：我知道你厉害，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守你的河南，我当我的皇帝。可朱温的大军还是慢悠悠地往长安挪，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不急不躁，却步步紧逼。 大臣们慌了神。有人说该死守长安，召集各地藩镇来勤王；有人说不如干脆逃到成都去，当年唐玄宗不就是这么做的？昭宗看着这群争论不休的文官，突然想起年轻时读过的《史记》，里面说秦末的皇帝们，手里的玉玺还没捂热，就成了别人手里的棋子。 904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可长安城的桃花刚开就落了。朱温的军队没费吹灰之力就进了城，不是打进来的，是昭宗亲手打开的城门。那天昭宗穿着素色的龙袍，站在朱雀门楼上，看着底下黑压压的士兵，突然觉得自己像个穿戏服的伶人，演完这出就得谢幕了。 朱温没杀他，至少没立刻杀他。但他把长安城里的宫殿拆了大半，木料顺着渭水漂到洛阳，说是要给皇帝建个新都城。昭宗被迫跟着迁徙的队伍往东走，路过华州的时候，老百姓跪在路边喊“万岁”，皇帝捂着脸哭了，说：“别叫万岁了，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皇帝了。” 到了洛阳，昭宗彻底成了笼中鸟。朱温把他身边的亲信全换了，连端茶送水的太监都是自己人。有时候昭宗想喝口家乡的酒，都得看朱温的脸色。他这才明白，刘季述临死前的那句话，哪是诅咒，分明是提醒——除掉一个宦官，还有千万个“朱温”在等着分食大唐的江山。 904年的八月，洛阳城里下了场冷雨。昭宗被人用剑刺死在寝宫里，死的时候才三十七岁。据说他临死前还在写密诏，想召李克用、李茂贞这些藩镇来救他，可墨迹还没干，刺客就闯进来了。 三年后，朱温穿着龙袍坐在了洛阳的宫殿里，改国号为“梁”。他站在台阶上往下看，底下的大臣黑压压一片跪着，没人敢抬头。这场景，和当年刘季述逼昭宗退位时，有几分相似，又有几分不同。 其实昭宗到死都没明白，他错的不是诛杀刘季述，而是错把豺狼当成了救星。大唐走到那一步，早已不是除掉一两个宦官就能救回来的。藩镇割据像烂在根里的病，宦官专权不过是长在外面的脓包。就算没有朱温，也会有李四温、王五温，迟早要把这百年王朝啃得骨头都不剩。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刘季述那句带着怨毒的冷笑，成了大唐帝国最后的墓志铭。而那个亲手拔掉毒瘤的皇帝，最终还是成了新的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