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8岁就退休在家的清朝摄政王载沣，晚年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卖掉了曾经代表着皇族荣耀的醇亲王府。儿子为此难以理解，大声的质问他“为什么？”然而他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就让儿子闭了嘴。 爱新觉罗·载沣，1883年出生在北京太平湖边的醇亲王府，是道光皇帝的孙子，醇亲王奕譞的第五子。他二哥就是光绪皇帝载湉，这层关系注定他生来就跟皇室脱不开干系。7岁那年，长兄去世，他稀里糊涂继承了醇亲王爵位，成了清朝最年轻的“铁帽子王”。这“铁帽子”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世袭罔替的顶级贵族身份。不过，载沣从小就不是那种纨绔子弟，他聪明、低调，满汉双语都玩得转，跟那些挥霍无度的王爷完全不是一路人。 1900年，义和团运动闹得沸沸扬扬，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清廷得赔礼道歉。18岁的载沣被慈禧太后点名，派去德国收拾烂摊子。到了柏林，面对德皇威廉二世，他硬是没下跪，态度不卑不亢，愣是给清朝挣回点面子，德国人还夸他是“中国贤王”。这趟出使让他名声大噪，也看出他骨子里有点不服输的劲儿。回国后，他开始掺和朝政，但真正的大戏还在后头。 1908年，光绪和慈禧接连去世，2岁的溥仪被推上龙椅，载沣顺理成章成了监国摄政王。那年他才25岁，手握大权，成了清朝最后的掌舵人。他不是不想干点大事，每天凌晨就爬起来批奏折，裁冗员、整宫廷，还把袁世凯一脚踢出朝堂，想给摇摇欲坠的清朝续口气。可惜，内有守旧派拖后腿，外有革命党虎视眈眈，他的改革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使不上劲。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清朝彻底玩完。载沣发了“罪己诏”，辞去摄政王职务，带着一堆头衔回了醇亲王府。那一刻，他才28岁，政治生涯却已经画上句号。 退下来后，载沣没像有些贵族那样哭天抢地。他心里清楚，清朝没了，皇族的光环就是个空壳子。他选择低调过日子，平时看看报，学点新东西，试着跟上时代变化。北平解放后，新中国成立了，他反应更快，积极拥护新政权，家里连请安礼节都废了，家人互相叫“同志”，饭桌上的鱼翅燕窝也换成了棒子面窝头。这份适应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可日子过得再低调，现实问题还是摆在眼前。醇亲王府占地广，房子多，但年头太久，墙皮脱落，房顶漏水，修一次就得花一大笔钱。家里人口多，开销大，光靠卖点旧家具根本撑不下去。到了1950年，国立高级工业学校看上了王府的地段和建筑，想买下来办学。载沣琢磨了半天，觉得留着这堆破房子也没啥用，索性点头同意了。交易价格定在90万斤小米，这在当时算不上便宜，毕竟那年头粮食比金子还值钱。 这事儿在家里炸了锅。载沣的儿子一听就急了眼，王府可是祖宗留下的荣耀，怎能说卖就卖？况且还是用小米换的，感觉跟“贱卖”似的。他冲着载沣嚷嚷：“为什么要卖？”情绪激动得不行。可载沣不慌不忙，扔出一句：“因为它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儿子愣住了，没词儿了。这话听着简单，细想想却挺扎心——时代变了，王府再气派，也不过是过去的老古董，留着干嘛？还不如卖了，给新社会做点贡献。 卖掉王府后，载沣拿出一部分钱，在东城利溥营买了个小宅院，剩下的分给了八个子女，让他们自己闯荡去。他自己呢，每天粗茶淡饭，过得跟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子女们也没啥怨言，陆续融进了新社会，有的当工人，有的做老师，靠自己吃饭。晚年，载沣得了糖尿病，身体越来越差，但他不太爱吃药，常挂嘴边一句“生死由命”。1951年，他在新宅子里去世，68岁，走得挺平静，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载沣这辈子，从皇室顶端跌到平民生活，28岁就“退休”，晚年还卖了祖宅，乍一看挺落魄。可他从没怨天尤人，反而活得挺明白。卖王府不是他不珍惜过去，而是他知道，时代变了，人得往前看。王府留在手里，只会是个包袱，放手反而是种解脱。他这决定，既接地气，又有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