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从苏联引进了20克珍贵的蛔蒿种子，平均分成4份，在专人的精心保护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这四份种子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它们肩负着帮助我国铲除蛔虫病的重要任务。 1952年深秋，潍坊的国营农场里，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几个身影围着一张木桌，桌上摆着一个不起眼的小布包。布包里，是从苏联千里迢迢运来的20克蛔蒿种子，小到连一阵风都能吹散，却重如千钧。负责押送的公安人员低声叮嘱：“这东西，比金子还贵，丢一粒都不行。”农场的负责人老李额头冒汗，点头如捣蒜。他隐约知道，这小小的种子，关系到全国亿万人的健康。可这几粒灰扑扑的种子，真能种出希望？还是会像其他三个农场一样，悄无声息地失败？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刚刚从战乱中站稳脚跟。城市里污水横流，农村里水源泥泞，蛔虫病像幽灵一样潜伏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这种寄生虫不挑人，老人、孩子、壮年，无一幸免。它们藏在肠道里，偷走营养，让人面黄肌瘦，甚至引发剧烈的腹痛。孩子们尤其可怜，瘦得像根柴，肚子却鼓得像皮球。民间偏方五花八门，有人用大蒜，有人烧艾草，可效果微乎其微。唯一的希望，是一种从苏联进口的驱虫药，成分来自一种叫蛔蒿的植物，学名 Artemisia cina，含有α-山道年，能麻痹蛔虫，让它们乖乖离开人体。 但问题来了，这种药贵得离谱。建国初期，外汇紧缺，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进口药几乎是天方夜谭。苏联虽是盟友，却也只肯给20克种子，相当于几百粒，少得可怜。它们被分成四份，分别送往呼和浩特、大同、西安和潍坊的国营农场试种。为什么要这样谨慎？因为蛔蒿不是普通植物，它生长在北极圈附近的苔原，耐寒却怕湿，对土壤要求苛刻，稍有不慎就全军覆没。 潍坊的试种田，选在一片背风的沙质坡地上，土壤疏松，排水良好。老李和几个老农日夜守着，像伺候祖宗一样。蛔蒿苗长得慢，细细的茎，灰绿的叶，毫不起眼。1953年夏，第一批花蕾冒了出来，含苞待放，带着股淡淡的苦香。采收时，工人们小心翼翼，用剪刀一朵朵剪下，晒干后装进密封罐，送往制药厂。那里，药剂师用简单的蒸馏法提取α-山道年，混上蔗糖，制成了一种叫“宝塔糖”的药。 宝塔糖，顾名思义，形状像个小宝塔，一层比一层窄，颜色鲜艳，有红有绿，甜中带苦。孩子们起初嫌弃那股怪味，可大人一哄：“吃了肚子就不痛了！”果然，服下后没几天，蛔虫就没了踪影。村里的卫生员春秋两季挨家挨户发糖，一人一颗，嘱咐别吃凉饭，别下冷水。宝塔糖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神药”，不仅是药，还成了许多孩子童年里难得的甜味记忆。 但种植蛔蒿的日子并不好过。1956年，潍坊连下了40天阴雨，田里积水，蛔蒿大片烂根，眼看要绝产。老李急得满嘴燎泡，带着几个老农连夜抢收，把还能用的种子装进玻璃瓶，埋进地窖。最终，只保住了三瓶种子，其中一瓶后来还是坏了。即便如此，潍坊的成功让全国看到了希望。国家下令推广种植，面积一度扩到8600多亩，年产蛔蒿花15万公斤，种子从5克激增到1100公斤。制药厂源源不断地生产宝塔糖，供应全国，甚至出口创汇。 蛔蒿的引进，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外交故事。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敲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了大宗援助—like铁路权归还、旅顺口撤军、3亿美元贷款—还有一些“小事”。其中之一，就是蛔蒿种子。苏联在中亚地区种植蛔蒿多年，深知它的价值。他们起初不愿多给，只肯拿出20克，像是试探中国的决心。中国谈判代表据理力争，强调蛔虫病对国民健康的威胁，最终才争取到这珍贵的种子。 但蛔蒿的引进，也让中国意识到，关键技术不能总靠别人。潍坊的成功，成了中国农业和医药领域的一次小小胜利。 好景不长。到了七十年代末，生活条件改善，自来水普及，卫生习惯养成，蛔虫病发病率直线下降。宝塔糖的需求量跟着萎缩，制药厂开始积压蛔蒿原料。1980年，潍坊遭遇罕见连绵大雨，蛔蒿田大片烂根，几乎无种子可收。农户试着把种子藏在地窖，可没有现代冷藏技术，种子纷纷失活。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1982年。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联合发文，淘汰包括宝塔糖在内的172种传统药物和试剂，理由是α-山道年虽能麻痹蛔虫，却有副作用，比如肠胃不适，且需搭配泻药使用。新一代药物如肠虫清、甲苯咪唑更高效，能直接杀死蛔虫，操作也更简单。蛔蒿的种植项目被叫停，田地改种其他作物。曾经的“战略资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 蛔蒿的消失，不仅仅是一株植物的终结。它见证了新中国从百废待兴到逐渐站稳脚跟的艰难岁月，也映照了中苏关系的一段蜜月期。今天，蛔蒿几乎绝迹，连标本都难觅踪影，只有老一辈人还记得那颗甜中带苦的宝塔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