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已成为解放区的山东一村子来了个特殊的乞丐，他拒绝所有村民的施舍，径直走到一独居农妇的家中，当众抱住了那位农妇，开口的第一句话，却让农妇泪流满面。 1947年春，重庆白公馆监狱的放风坝里，寒风刺骨，枯黄的石榴树下，一个衣衫破旧的中年男子围着树绕圈小跑，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蓬头垢面，眼神空洞。看守们斜靠在墙边，嬉笑着指指点点：“这疯老头，又跑上了！”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诡异的平静。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大步走进监狱，目光如刀，扫过院子。 当他与那“疯老头”不经意对视的一刹那，空气仿佛凝固。沈醉眯起眼，低声喝道：“这人不对劲，抓起来！”看守们愣住了，这疯子关了十几年，谁会怀疑他？可沈醉的直觉却像一根针，刺破了“疯老头”韩子栋精心伪装的外壳。这一眼，究竟会让他的命运走向何方？ 韩子栋，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1930年，他背井离乡，来到北平求学。家境清贫，他只能半工半读，在春秋书店当店员。这里不仅是他谋生的地方，更是点燃他革命信念的火种。书店里，进步书籍如《资本论》打开了他的视野，地下党员周怡的引导让他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红色特工。 韩子栋的任务异常凶险——潜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在敌人心脏地带搜集情报。他以学生身份为掩护，深入虎穴，传递出无数关键信息，为党组织提供了宝贵的支持。然而，1934年10月，叛徒出卖，北平地下党网被破坏，韩子栋在接头时落入陷阱，被捕入狱。那年，他才26岁，风华正茂，却开始了长达14年的牢狱生涯。 被捕后，韩子栋被辗转关押在北平、南京、武汉、湖南益阳、贵州息烽等地，最终于1946年被押至重庆白公馆监狱。这座背靠大山、四面高墙电网的“人间地狱”，被特务们戏称为“插翅难飞”的魔窟。 狱中酷刑无休无止，韩子栋的牙齿被打落，皮肤病、关节炎折磨着他的身体，但他的意志如磐石般坚韧。面对严刑拷打，他始终咬定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严守党的秘密。敌人找不到实质证据，只得将他列为“严重违纪人员”，安排他做杂役，稍稍放松了看管。 为了麻痹敌人，韩子栋开始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表演”。他蓬头垢面，目光呆滞，每天在放风坝绕着石榴树跑圈，嘴里念叨着莫名其妙的话。看守们嘲笑他，称他“疯老头”，甚至拿他取乐。但韩子栋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存体力，等待逃脱的机会。他利用外出采购的机会，暗暗记下白公馆周围的地形和哨兵位置，绘制逃跑路线。 他的“疯癫”不仅骗过了看守，也让狱友们暗暗佩服。地下党员罗世文、车耀先等人与他心照不宣，暗中配合，筹划越狱。 1947年春，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到白公馆视察。那天，韩子栋如往常般在放风坝跑步，特务们在一旁嬉笑。沈醉走过时，韩子栋不小心抬头，与他对视了一眼。那一刻，沈醉敏锐的特务直觉被触发：“这人眼神不对，绝不是疯子！”他当即下令将韩子栋关进地牢严审。 审讯室里，沈醉用尽手段，皮鞭、烙铁轮番上阵，但韩子栋咬紧牙关，嘴里只吐出胡言乱语。沈醉无功而返，离开前叮嘱看守长卢兆春严加看管。可卢兆春不以为意，觉得沈醉小题大做，很快又恢复了对韩子栋的松懈管理。 这次危机让韩子栋意识到，时间不多了。狱中党组织也紧急商议，决定让他尽快逃出去，向解放区报告白公馆的屠杀计划，争取营救更多狱友。韩子栋明白，他肩负的不仅是自己的生死，还有无数同志的希望。 1947年8月18日，机会终于来临。这天，韩子栋随看守卢兆春去磁器口买菜。卢兆春麻将瘾发作，扔下韩子栋去牌桌厮杀。韩子栋假装要去“方便”，不慌不忙走出视线，然后猛地加速，穿过熙攘的街道，直奔嘉陵江边。他找到一只小木船，拼尽全力划过江面，消失在大巴山的崇山峻岭中。 为了避免暴露，韩子栋不走大路，不与地方党组织联系，甚至不向任何人问路。饿了，他就啃地里的红薯和野菜；渴了，就喝溪水。45天的长途跋涉，他靠着在狱中日复一日的跑步锻炼出的体力，翻山越岭，终于抵达山东解放区。 此时，他满头白发，骨瘦如柴，40岁的年纪却像60岁的老人。回到村子，村民们见他衣衫褴褛，纷纷递上食物，他却一概谢绝，径直走向一间破旧的农舍。 农舍里，一个独居的农妇正在灶前忙碌。韩子栋推门而入，沙哑地喊道：“是我，韩子栋！”他上前紧紧抱住妻子。农妇起初被吓得连退几步，以为是疯子闯入，直到听清那熟悉却久违的声音，她才愣住，随即泪如泉涌。14年的分离，丈夫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满脸沧桑的“老乞丐”，她几乎认不出。两人相拥而泣，村民们围在门口，唏嘘不已。 韩子栋的归来不仅是个人胜利，也是对狱中同志的交代。1948年1月，他抵达晋察冀解放区，向中央组织部递交了3万字的狱中报告，揭露国民党在白公馆的暴行，促成后续的营救行动。他的党籍得以恢复，继续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992年5月19日，这位硬汉因肝癌去世，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