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江姐儿子定居美国，记者问他为何不回国？他的回答很现实 1949年重庆渣滓洞的牢房里，空气里飘着潮湿的霉味。 那个季节，山城的湿气总是钻进骨头缝里。牢房的角落里，一个年轻女人俯身在地，她手里拿着一根竹筷，是她早些时候偷偷藏起来的。 她把筷子一端磨尖，扯了些棉絮烧成灰，兑水调成墨。 用尽全身的力气，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几行字。这封信里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什么英雄豪言，有的只是对孩子的深切牵挂和一个母亲最后的安排。 她说，如果她不幸没能活下来，就把孩子“云儿”托付给那位叫“幺姐”的人，还说，希望他长大以后能走父母的路，为新中国出一份力。 说这话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明天，但她很清楚，信得交出去，人也就安稳了。 那个女人就是江竹筠，人们后来说她是江姐。 再后来，有人写了《红岩》，又拍了电影《烈火中永生》，江姐变成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心里的烈士代表。但在那个牢房里，她不是符号，也不是象征，她只是一个即将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母亲，一个还惦记着儿子穿不穿得暖、吃不吃得饱的人。 她的丈夫彭咏梧已经牺牲了，亲人也大多失联了。 她唯一能想到、也唯一能相信的那个人，其实她从未谋面。那人是彭咏梧的前妻，叫谭政姴。 江姐在信里称她“幺姐”。一个女人把自己孩子托付给另一个女人，还是前夫的前妻，这种信任不是感情冲动，而是身处绝境时对人性最根本的判断。 信最终送到了谭政姴手中。 她看完后没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彭云接回了家，还改了自己的名字叫谭正伦。 从那天起，她多了一个儿子，也多了一份从未许下却必须承担的责任。 那几年，他们搬了很多次家，为的是避开可能的盯梢和清算。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暗线没那么快清理干净。作为烈士遗孤的抚养者，谭正伦带着孩子几乎是在夹缝中生活。 彭云就这样一路被养大。 1965年，他成了四川的高考状元，考进了哈军工。 那时候的哈军工，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地方，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军工科技摇篮。 大学毕业后他去了沈阳的一个军工单位工作。 后来改革开放了，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他又考进中科院的计算所，继续往深里钻。当时中国的软件领域还几乎是空白，谁要是能在这方面搞出点东西，那就是开荒者。 也是在这段时间，他拿到了国家公派留学的名额，去了美国。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第一批送出去的年轻人。 他到了美国之后，一头扎进了人工智能的研究，博士论文还被美国的出版社看中，邀请他出书。 这对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来说，是一种极高的认可。随后他便进入马里兰大学，成为了计算机系的终身教授。 但也就在这段时间，一些质疑的声音冒了出来。 有人说，他这么有本事，怎么不回来？江姐当年拼了命写信说要孩子“以建设新中国为志”，结果这孩子倒好，在国外安了家，连国籍都换了？还有人说，他是不是已经加入了美国籍，这些年来怎么就没见他回来工作？ 面对这些声音，彭云没有回避。 他接受采访时说，他从来没有、也不会加入美国国籍。 他说，他知道自己是烈士的孩子，他一直记得母亲在信里写的那几句话。他没忘，也不敢忘。 至于没回国这件事，他也说得很实在。 当年出国是为了学习，是为了研究。他想着，等哪天有了成果，能拿得出手了，就回来报效国家。 但现实是，他的研究方向太前沿，不是三年五载就能见成果的。 而等到他意识到自己的年纪大了、机会少了的时候，留在美国已成常态，身子和工作都扎在了那里，再回来也不现实了。 他说，他知道这让很多人失望了，也确实觉得愧对母亲的遗愿。 但他也没有躲着不讲，只是反复说了一句：“我始终是中国人。”这是他的坚持，也是他给所有质疑一个最直接的回答。 1999年，江姐牺牲五十周年前夕，彭云带着妻子和儿子彭壮壮回到了四川。 那天他们一家三口去一家小饭馆吃饭，老板的母亲听说来了江姐的后人，激动得不行，拉着彭壮壮讲了好多她年轻时听过的烈士故事。彭壮壮一边听，一边点头，哪怕这些他小时候已经听过无数遍。 他没打断老奶奶，只是很认真地听完每一句。 那天走的时候，饭钱老板不肯收，还非要送他们一包自家腌的腊肉。 彭壮壮接过那包腊肉，心里那点被压着的情绪一下子就翻上来了。他说，那一刻，他忽然特别清楚地知道，自己以后要干嘛了。 那年他还在普林斯顿读数学博士。 周围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一群人，毕业之后去硅谷、去投行、去高校，哪一条路都前程似锦。 但他想了又想，还是决定回国。 他不觉得自己在做牺牲，也不觉得回国是为了“完成祖母的遗愿”这么重的话。 他只是觉得，那封写在牢房地上的信，该有人接着往下走。 博士毕业后，他真的回到了北京。 有人劝他留在国外，有的是高薪职位，有的是研究自由。 他都谢绝了。 他在国内高校任教，写论文、带学生，也继续自己的研究。他说，这是他能为这个家、为这个名字做的事。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