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报务员受伤，毛主席让出自己担架，20年后问：兴国矮子在哪 “老刘，你知道那

长征时报务员受伤，毛主席让出自己担架，20年后问：兴国矮子在哪 “老刘，你知道那个兴国矮子如今在什么岗位？”——1963年初春，北京中南海，主席抬头问刘伯承。屋里的人先是一愣，随后才想起这段久远而生动的称呼。问话的一瞬间，几十年前雪山草地的风声仿佛又灌进屋来。 这句再普通不过的关切，折射的却是毛泽东对一个无线电报务员的长久记忆。报务员名叫雷永通，江西兴国人，一米六出头，所以才有了“矮子”的戏谑。主席给人起外号从不含糊，罗瑞卿是“罗长子”，叶剑英是“叶胖子”，雷永通就在这列清单里。外号并非贬义，而是一种熟稔的、夹杂体贴的标记。 雷永通真正闯进战略决策层视线，要从1935年6月说起。那天，红军翻过夹金山刚刚几小时，天上忽然划过数架飞机。机舱里亮白色的炸弹一颗接一颗甩下来，轰鸣声盖过了山谷回响。炮火散去，一名报务员抱着电台蹲在地上，依旧在调试耳机——是雷永通。他的左腿被弹片划开，鲜血顺着鞋口往下滴。这一幕恰好被巡视部队的傅连暲看到，简单包扎、上药，可人根本站不起。平时雷永通没多少行军装备，但那台二十来公斤的短波电台比步枪还沉，他偏偏舍不得放手。 消息传到前方指挥部，毛泽东第一反应不是谁负责护卫失当，而是问“伤的哪位？”听说是军委二局的人，他皱了眉，随即把身后的警卫员叫近：“把我的担架抬过来，他先用。”警卫员犹豫：“主席，您夜里还得批文件……”毛泽东摆手，“先救人要紧，他是我们长征的眼睛。” 雷永通用方言小声嘟囔：“怎么好占主席便宜？”主席正色：“命令！腿没好之前不许下来。”一句命令压住了拒绝。后来几天，队伍在岷江两岸穿插，敌机零星扫射。雷永通躺在担架上还拿着耳机，断断续续记录敌军电文。手里的本子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字与破译标记，这是“灯笼”里最亮的那束火。 很多人直到多年后才知道，中央红军一再从看似封死的包围圈里穿针引线，二局的实时情报是前提条件。1931年瑞金的临时中央政府刚成立时，情报科还只是总参谋部里一个小小分支，人员不到十。随着剿匪战事升级，科室直接升格为“二局”，地位仅次于作战局。破译科、电台队、管理科各司其职，活像战场“超级运算器”。不过在外人眼里，他们不像作战部那样枪林弹雨，也没有总政治部那样的旗帜口号，干的都是“看不见的仗”。 雷永通12岁就混迹在儿童团，14岁穿上军装，被老乡们称为“红小鬼”。他的聪明劲儿很快被发掘，送去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深造。别看个子矮，记忆力极好，一串密码抄一眼就能倒背。老师们说这孩子适合做破译，可他偏要守电台。雷永通解释：“前沿侦听一秒钟，能救后面几百条命。”话糙，理不糙。 有人总好奇：二局究竟破译了多少国民党的密电？统计数字目前仍在国家档案里封存，但有座右证——湘江一战。那回局里提前截获第十九师和第四十八师的调动电报，密度异常，显示蒋介石准备在西延地区设口袋。雷永通把译文送到总前委，接电报那天博古、李德忙于调整队伍队形，觉得“敌情夸大”，没在意。后来湘江血流成河，损失惨重。会战结束，毛泽东拍着膝盖叹：“如果情报被当回事，事情大不一样。”从那之后，他对二局格外护着。 这种重视体现在细节：伙食最好的一口肉先送情报人员；夜里留前指参考用的唯一一个马灯也优先给二局值班室。有意思的是，被主席下令优待的人往往最“抠”。雷永通伤刚好，从担架下来第一件事竟是把没喝完、掺咸盐的米汤灌进水壶，说留着夜里加餐。旁边的新战士看傻了，他嘿嘿一笑：“电台重，得补盐。” 四渡赤水期间，二局连续三天三夜监听，准确锁定蒋介石调兵路线。雷永通值到最后一班，嗓子沙哑得说不出声，只能把笔记掂给作战参谋。参谋对他说：“我们打广告算了——蒋介石调动，我们提前知道十分钟。”这句玩笑换来一屋子的笑声，也消解了神经崩到极点的疲惫。 1935年底抵达陕北，长征宣告胜利。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召开干部会议，难得地说了句“没有二局，就没有今天”。那年雷永通17岁，正趴在一块门板上调整电键。听说主席刚刚表扬过二局，他咧嘴笑，舌头上却都是封闭太久的溃疡，一笑钻心疼。 抗战全面爆发后，二局转到八路军总司令部下属情报组。雷永通改职整理科副科长，从前线“短兵相接”变成埋头文件。有人嫌这工作枯燥，他反倒乐在其中：“资料乱成一锅粥，再好情报也浪费。”他带队把截获电文、敌台频率、兵力动态一页页分类，像摆棋盘。后来华北根据地反“扫荡”，不少指挥方案正是揭自这堆资料。 解放战争打响，他随林彪部队入关，先后在十一纵、十二兵团政治部做组织工作。战火由密电声变成炮声，岗位换了，谨慎却没丢。辽沈一役结束清点俘虏，雷永通总爱向国民党通信兵多聊几句，有时半天不走。战友打趣：“矮子又在挖电台经了。”其实他早把敌军保存至末期的加密规程记了下来，为后续华北战局提供了解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