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5 月的上海，黄竞武双手被反绑，双腿已经断了，特务把他推进了事先挖好的土坑，当第一锹土撒下来的时候，坑里的泥土突然剧烈晃动起来，黄竞武在拼命挣扎，用残破的身体扒着泥土往外爬，特务们吓了一跳，赶紧又铲了更多土，还浇上水，用脚狠命踩踏，直到坑里彻底安静，就在二十多天后，上海解放了。 解放军战士挖开那片冻土时，黄竞武的手指还嵌在湿泥里。指甲缝里的血痂已经发黑，掌心攥着的半片衣襟，是从特务制服上扯下来的 —— 这成了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反抗印记。 法医数着他身上的伤：双腿胫骨断裂处有明显碾压痕，十根手指指甲全无，眼眶是空的，可牙齿却死死咬着，像要嚼碎眼前的黑暗。 站在一旁的银行老职工突然哭出声：“这是黄先生啊…… 上周还教我们核对黄金库存呢。” 中央银行的金库门，黄竞武曾无数次亲手打开。1949 年 4 月的钥匙还挂在他的裤扣上，那天他发现台账上 “20 万两” 的数字被圈了红圈，旁边用铅笔标着 “台湾”。 保险柜里的金砖反射着冷光，每一块都刻着 “中央银行” 的字样，他摸了摸最上面那块，温度凉得像冰块 —— 这是上海工商业的命脉，是工厂复工的本钱，是老百姓菜篮子里的口粮保障。 当晚，他把运金船的航线图描在烟盒内侧，烟丝漏在图上，像撒了把星星。 银行职工宿舍的灯亮到后半夜。黄竞武蹲在床板上，给三十多个工友讲 “黄金的分量”：“一块金砖能换五十袋面粉，二十万两，够全上海人吃半年。” 有人摸着胳膊上的烫伤疤发抖 —— 那是上次罢工被特务打的，他却把自己的长衫脱下来：“我爹当年办职业教育，说人活着得有骨头。” 第二天清晨，运金的卡车刚到门口，就被静坐的职工围了个水泄不通，会计老张举着黄竞武写的标语：“要黄金留在上海，要工厂冒烟！” 黄炎培的长衫挂在衣柜里，浆洗得笔挺。黄竞武穿上时，领口还留着父亲的体温，他对着镜子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故意在弄堂口的茶馆坐了半晌。 特务的影子在窗纸上晃了又晃，却没注意真正的黄炎培正混在煤车司机里，往火车站赶。 回家路上，他看见墙根有串熟悉的脚印，是地下党用粉笔划的暗号：“毛森要动手了”。他摸了摸怀里的罢工名单，快步走进暮色里，长衫下摆扫过墙角的砖缝，带起一阵尘土。 南市监狱的铁栏杆上，还挂着黄竞武的血痕。老虎凳上的木板被他挣裂了缝，电刑器的导线缠着他的手腕，可审讯记录上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毛森把民建会员的照片摔在他脸上：“认不认？” 他偏过头，看见照片上有父亲的笔迹，突然笑了：“你们绑得住我的手，绑不住上海的工厂。” 拔指甲的钳子夹上来时，他想起银行仓库里的金砖，在月光下泛着暖光，像无数双眼睛在看。 地下党的金条摆在毛森办公桌上，反光晃眼。“放了他，这些都是你的。” 毛森的手指在金条上敲了敲，却在看到毛人凤电报的瞬间变了脸 ——“就地正法” 四个字，比金条还重。 5 月 18 日的夜，特务拖着黄竞武穿过荒地，他断了的腿在地上拖出的血痕，在月光下像条蜿蜒的河。坑边的铁锹映着星星，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喊：“黄金是国家的！” 声音劈得像被风撕过的纸。 上海解放那天，中央银行的金库门被重新打开。 阳光照在码得整整齐齐的金砖上，老职工们摸着砖上的刻字落泪 —— 这些黄金后来成了稳定物价的基石，让工厂的烟囱重新冒烟，让粮店门口排起长队。 黄炎培站在金库前，从怀里掏出儿子写的最后那张字条，上面只有一句话：“爹，看好上海。” 如今的上海档案馆里，藏着黄竞武用过的算盘。算珠上的包浆里，还能看到淡淡的血印。讲解员说，这把算盘算出过黄金的重量，也算过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分量。 每年 5 月，总有孩子来这里，指着泛黄的罢工传单问：“黄先生为什么要扒土？” 大人会摸摸他们的头：“因为他想看看，天亮后的上海是什么样子。” 参考来源： 《黄炎培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