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很快选择了投降。但没多久，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 审讯室的白炽灯晃得人睁不开眼，周迪道的手腕还留着镣铐的红痕。 日军宪兵队长铃木把一杯清酒推到他面前，杯沿沾着的樱花渍，像极了战场上溅在军装的血。 “归顺皇军，前途无量。” 铃木的中文带着生硬的顿挫，军靴在水泥地上碾出刺耳的响。 周迪道看着酒杯里自己的影子，突然笑了 —— 这笑里藏着的，是他在酷刑中断断续续想明白的路：硬拼只能成仁，潜伏才能杀贼。 三天后，他在 “悔过书” 上按下指印时，指尖的颤抖被铃木当成了恐惧。 其实他在盘算如何把消息送出去：牢房墙角的砖松动了半块，里面能藏下卷成细条的信纸。 深夜借着放风的间隙，他用指甲抠出砖块，把写着 “将计就计” 的纸条塞进去，再原样封好。 那是他给组织的第一封密信，字里行间全是豁出去的决绝 —— 与其做无谓的牺牲，不如钻进敌人的心脏。 穿上伪军制服那天，周迪道在镜子前站了很久。领章上的太阳旗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脖颈发紧。 铃木拍着他的肩膀说 “以后就是自己人”，他低头应着，余光却记下了司令部墙上的兵力部署图。 第一次跟着日军 “清剿”，他故意把路线指偏了三里地，让新四军的小股部队得以转移。 回来复命时，他装出懊恼的样子：“太君，山里雾大，迷路了。” 铃木骂了句 “废物”，却没深究 —— 在日本人眼里，“归顺” 的中国人本就该是这副窝囊相。 真正的考验在获取信任后。他被调到情报科整理文件，每天接触的电报和密函能堆成小山。 有次看到日军计划突袭浙东根据地的作战图，他趁着夜巡的间隙，用米汤在《论语》的空白页上画下简易地图。 第二天借口去镇上买笔墨，把书塞进了茶馆后院的枯井 —— 那是组织约定的联络点。 三天后，新四军在日军必经之路设下埋伏，歼灭了半个小队的敌人。铃木在会议上拍着桌子骂 “有内鬼”，周迪道低着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400 小组” 成立时，浙东的杨梅正红得发紫。周迪道在竹林里给新组员训话，手里的树枝在地上划出暗号： “记住，笑要露齿，骂要带脏，就是不能让人看出眼里的光。” 他教组员用明矾水写密信，在咸菜坛子里藏情报，甚至要学日本人的走路姿势。 有个叫王福林的年轻组员总学不像，他就陪着在院子里练到深夜，军靴踩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像在敲打着倒计时的钟。 王福林差点暴露的那个春天，雨下得没完没了。日军的特高课突然核查所有人的行踪，王福林前一天去过联络点的事被人撞见。 周迪道连夜把他叫到柴房，往他怀里塞了块怀表：“表盖里有新的联络暗号，天亮就走。” 王福林攥着怀表不肯动：“组长，我走了，你怎么办？” 周迪道突然提高了声音，故意让门外的哨兵听见： “废物！这点事都办砸，留着你有什么用！” 骂声里，他给王福林使了个眼色 —— 那是 “保命” 的意思。 日本人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周迪道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说是 “用人不当”，挨了铃木两个耳光。 脸肿得老高，他却在夜里偷偷笑了 —— 王福林安全转移，藏在仓库里的重要文件也已转移。 组员给他涂药时，他指着窗外的月亮：“你看这月亮，有时候被云挡着，可终究会亮的。” 1945 年 8 月 15 日，周迪道正在整理日军投降的文件，突然听见街上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他跑出司令部，看见老百姓举着火把在游行，有人把草帽抛向空中，有人抱着士兵哭。 一个老妇人拉着他的手喊 “胜利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眼泪早就流了下来。回到空荡荡的办公室，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封 “悔过书”，点火烧了。 纸灰飘向窗外，像极了那年春天，他塞进枯井的《论语》里，未干的米汤字迹。 后来有人问他，假装投降的日子里，最怕什么。周迪道指着纪念馆里那张泛黄的照片 —— 他穿着伪军制服，站在铃木身边，脸上堆着谄媚的笑。 “最怕某天早上醒来，忘了自己是谁。” 他顿了顿，看着照片里自己那双藏在笑容背后的眼睛，“还好，那点光，一直没灭。” 如今浙东的那片竹林还在，春笋破土时，总会有人想起 “400 小组” 的故事。 参考来源：诸暨市人民政府——2018年第2期（总第4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