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一位德国老奶奶在德国一家中餐馆结账时，问服务员是哪里人。服务员说是武汉人。一听到武汉这地名，老奶奶喜出望外。
卡塔琳娜·弗兰克尔，1917年出生于柏林。家里不富裕，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靠缝补补贴家用。她从小喜欢医学，常翻看旧报纸上的战地报道，梦想救人于危难。1938年，她考进柏林医学院，拿下护士资格证。那时她21岁，满心期待在医院工作。可纳粹崛起，征召她入军医队，她不愿为战争机器服务。一次，她看到报纸上武汉急需医护的新闻，伤兵缺医少药的惨状刺痛了她。她瞒着家人，带上护士证和几件衣物，登船前往中国。 卡塔琳娜先到上海，再辗转至武汉。那是1938年，武汉正值抗战关键期。她被分到汉口协和医院，这所英国传教士创办的老医院成了前线救护中心。她每天忙着换药、消毒，学会用艾灸为伤员止痛。医院里物资紧缺，伤兵多到睡在走廊。她见过年轻士兵腿被炸烂，还笑着安慰她别怕；也见过军官掏出家里的月饼，说打完仗要带回去，却没等到那一天。她被这些人的坚韧打动，也在武汉找到归属感。
1941年，德日同盟让她的身份尴尬，她被迫离开武汉，去了湖北恩施。她在那儿继续行医，用草药帮村民治病，还学会几句湖北话。村民叫她“汪小玲”，她挺喜欢这个名字。她在那儿待到抗战结束，1945年才回德国。那几年，她没攒下什么钱，却带回一堆回忆：武汉的汽笛声、医院的草药味，还有那些没活到胜利的面孔。 1980年代，卡塔琳娜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住在德国埃森。她常去一家中餐馆吃热干面，那味道总让她想起武汉的街头。那晚，她吃完饭去结账，随口问服务员是哪儿人。小伙子说是武汉人。她一听，心跳加速，手都抖了。她跟小伙子说，自己抗战时在武汉待过，上过前线。小伙子很惊讶，她就从包里掏出一张旧照片，上面是她和一群士兵站在归元寺前。她说那时候他们在那儿藏过药， 她跟小伙子讲起汉口码头的忙碌，讲伤兵们咬着牙不喊疼，讲一个教她湖北民谣的小战士。她说到这些，眼泪止不住。小伙子认真听着，没打断。她讲完后，小伙子说她是武汉的恩人，她摆摆手，说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那晚，她走回家时，心里暖暖的，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抗战结束后，卡塔琳娜回到德国。那时欧洲满目疮痍，她在埃森一家医院找了份护士工作。她每天忙着照顾病人，闲下来就坐在窗前，想武汉的江水和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她有个铁盒，里面装着在中国的纪念物：一枚刻字的弹壳、一张合影、几页手稿。她开始写回忆录，把武汉的日子记下来。她写到士兵递给她窝头，写到村民教她唱民谣，那些细节让她觉得那段时光没白过。 年纪大了，她常跟邻居讲这些故事。大家都爱听，有人送她水果，有人帮她修屋顶。她成了社区里的“中国奶奶”。晚年，她把那枚弹壳捐给武汉博物馆，上面刻着“德意志的血，中国的魂”。她去世后，葬在埃森的老兵墓园，墓碑上写着“武汉的女儿”。她孙子每年清明带半块月饼放墓前，说这是奶奶最爱的味道。她的故事传开了，武汉的博物馆里，那枚弹壳静静躺着，见证着她和中国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