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个男特务被判死刑，他拼命辩解，但却因为拿不出实质证据被押解到刑场，执行枪决当天，他心灰意冷的跪在刑场上，就在枪子儿出膛的前一秒，他克制不住恐惧大声喊：“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黄茂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娃，1925年出生在四川荣县，家里穷得叮当响，给地主刘重威家当佃农。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街上随时都在抓壮丁，黄茂才的爹妈愁啊，生怕唯一的儿子被抓走，一去不回。 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求地主刘重威。这位刘地主当时在国民党的川康绥靖公署里当个副局长，也算有点权力。他看着黄家两代人都给他家干活，老实巴交的，就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给黄茂才在稽查局安排了个差事。 可黄茂才呢，没念过几天书，人也老实，不懂得机关里那些弯弯绕绕。没多久就因为“业务能力不行”，被踢到了邮局。结果在邮局，他还是一样，干不好，又被开除了。他父母急得团团转，再次求爷爷告奶奶，总算又托关系把他塞进了国民党的另一个机构。但这次，岗位更特殊——去渣滓洞监狱，当个看守。 进了渣滓洞，黄茂才可算是吸取了教训。他告诉自己，得学机灵点，好好干，别再丢了饭碗。可干着干着，他发现这地方有点怪。他的同事，那些国民党特务和看守，一个个油嘴滑舌，对关押的“犯人”动辄打骂，手段狠辣。 反倒是那些被打上“共匪”标签的犯人，让他感觉很不一样。黄茂才文化不高，但人心都是肉长的。他经常能听到那些受审的共产党员讲的道理，虽然听不太全，但总觉得这些人不像上头说的那样是青面獠牙的魔鬼。他们有文化，有理想，就算被打得皮开肉绽，眼神里也透着一股子硬气。 同情心，就这么一点点在他心里发了芽。他不敢明着做什么，但私下里，但凡轮到他值班，他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牢里的“犯人”们一些方便，偶尔还会跟他们聊上几句家常。 他和“老乡”曾紫霞、刘国志的相识，就是一个开始。黄茂才的老家荣县离他们的家乡内江不远，一句乡音，瞬间拉近了距离。他会偷偷给他们递点东西，聊聊外面的情况。曾紫霞是个有经验的地下党员，她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叫黄茂才的小看守，思想单纯，本性不坏，是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真正让他思想发生质变的，是江姐的出现。江竹筠被捕后，受尽了酷刑，特务们用尽了所有残忍的手段，想从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女子口中得到党的机密。但江姐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 黄茂才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内心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从心底里佩服江姐，也愈发同情她。在曾紫霞等狱友的解释和“引荐”下，江姐也知道了这个善良的小看守。她们决定，要引导他，让他成为传递消息的秘密通道。 信任是慢慢建立起来的。1948年冬天，天冷得刺骨，黄茂才还穿着单衣。江姐和曾紫霞就让他去买一斤毛线，说在牢里帮他织件毛衣。黄茂才没多想就照办了。几天后，一件温暖的毛衣递到他手上，他回到家，才发现毛衣里藏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求解放的道理。 从那以后，黄茂T才就成了她们最信赖的“邮差”。他利用看守的身份，一次次把狱中的信件带出去，也把外面的消息带进来。其中，最著名的一封，就是江姐写给儿子彭云的“示儿信”。 1949年，解放的炮声越来越近。渣滓洞里的同志们策划越狱，黄茂才自然成了他们与外界联系的关键一环。然而，还没等计划实施，敌人就先下了毒手。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白公馆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而在此之前，黄茂才因为和江姐等人接触过于频繁，已经被特务头子怀疑上了。为了避风头，他请假回了老家。等他再回到重庆，听到的却是江姐等大批同志遇害的噩耗。他悲痛万分，却也无能为力。很快，他也被遣散回家，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黄茂才回到老家，凭着自己还识几个字，当了一名乡村教师，本以为能就此过上安稳日子。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因为有过在渣滓洞当看守的“历史”，他被当成“潜伏特务”抓了起来。但因为幸存者一时难以找到，无法立刻证实他的说法，但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法院最终将他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后来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又减为15年有期徒刑。1963年，他提前出狱。 转机，出现在1981年。一封来自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信，送到了黄茂才的手中。信中说，陵园在整理烈士们的资料时，从多位幸存下来的革命者的回忆材料中，都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黄茂才。他们都提到，这个小看守曾在最危险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过他们。 这封信，让压抑了半辈子的黄茂才泪流满面。他带着这封信，历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当年的狱友，也是最早策反他的曾紫霞同志。故人相见，恍如隔世。在曾紫霞等人的证明下，一段被尘封的历史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1982年4月，黄茂才终于等来了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书。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原判决不当，应予撤销，宣告黄茂才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