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张阿姨请求黎阿伯骑电动车载她去体检，结果路上发生车祸，黎阿伯的电动车和一辆小轿车发生碰撞，电瓶车损毁，黎阿伯和张阿姨都受了伤。事后，张阿姨起诉黎阿伯索赔。 据红星新闻报道，黎阿伯与张阿姨是同一家公司的保洁员，还是同乡，平日里关系和睦。因公司要求尽快办理健康证，某日清晨完成工作后，张阿姨向黎阿伯提出，希望他能骑电动车载自己去体检。 当时两人均未向公司请假，黎阿伯想着都是老乡，又是同事，顺路帮忙是应当的，便爽快地答应了。 然而，谁也没料到途中意外发生了。黎阿伯驾驶的电动车与吴女士驾驶的小轿车在路口发生碰撞，剧烈的撞击让黎阿伯和张阿姨都不同程度受伤，张阿姨伤势较重，腰椎、胸椎等多处骨折，电动车也在事故中损坏。 交警部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经勘察和分析后出具了事故认定书：黎阿伯因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且违法载人，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吴女士承担次要责任；张阿姨无责任。这纸认定书，为后续的纠纷埋下了伏笔。 在事故发生后，张阿姨认为自己受伤是为了完成公司办理健康证的要求，黎阿伯陪同前往体检属于执行工作任务。基于此种情况，她主张应由黎阿伯、所在公司、肇事司机吴女士及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梅姐说法 但因各方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张阿姨迟迟未获赔偿，于是将黎阿伯、所在公司、吴女士以及吴女士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四方一并诉至法院。 法院受理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细致审理。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作为事故车辆的保险人，应首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张阿姨的损失进行赔偿，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40%的赔偿责任。 而对于超出保险理赔范围及不属于保险理赔部分的损失，法院认定应由黎阿伯承担60%的赔偿责任。同时，针对张阿姨提出的黎阿伯陪同体检属执行工作任务、公司应担责的主张，法院一审予以驳回，明确黎阿伯的陪同行为纯属个人情谊，与公司工作任务无关，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黎阿伯对判决结果不服，又提起了上诉。二审将争议焦点锁定为：黎阿伯是否应对张阿姨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范围如何界定。 二审认为，黎阿伯驾驶电动车时存在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和违法载人的行为，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行为具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与张阿姨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黎阿伯作为侵权人，理应对张阿姨因交通事故所受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而针对黎阿伯提出的张阿姨在本案中存在过错、应减免其赔偿责任的主张，二审也进行了详细评析。二审指出，虽然事故责任认定张阿姨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但她确实存在违规搭载电动自行车的行为。 客观而言，成年人搭载电动自行车会增加车辆整体重量，影响车辆的制动距离和稳定性，从而加大行车过程中的危险性。 同时，张阿姨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电动自行车不能搭乘成年人这一规定，却依然要求黎阿伯骑电动自行车带其去体检，主观上缺乏安全意识，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 综合以上因素，二审依法作出改判，酌情降低了黎阿伯的赔偿比例，确定张阿姨自行承担约10%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仍承担40%的赔偿责任。 法院为何会这样判决呢，这都是有法可依的。 1、在《民法典》第1217条中有明确规定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该条款明确限定于 “非营运机动车”，而本案中黎阿伯驾驶的是电动车，严格来说不属于调整对象。但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 “类推适用” 将非机动车好意同乘纳入减责范畴。 2、据《民法典》第 1173 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案件中张阿姨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电动自行车限载 1 名 12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仍要求黎阿伯搭载其成年人体检，主观上存在“对自身安全注意义务的懈怠”。客观上，成年人搭载导致车辆重量增加、制动距离延长，直接提升了事故风险，其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间接因果关系。 此案的判决，既明确了侵权人的责任，也强调了搭乘人的安全注意义务，在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了对好意施惠行为的鼓励与引导，彰显了司法的公平与温度。 你对此如何看待呢，欢迎留言。#分享城市新鲜事##记录我的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