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冬天，北京菜市口，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杆上，风吹日晒，乌鸦盘旋，路人绕道而行。没有人敢多看一眼。这颗人头，就这么挂了十年。从雍正三年一直到乾隆元年。这不是普通犯人的尸首，而是汪景祺，年羹尧的红人、文字奴才、清朝士林中最“会拍马”的文士。他为什么被杀？又为什么挂那么久？背后，是帝王心术的冰冷布局。 1725年，年羹尧还风光无限，是西北战功卓著的封疆大吏，兵权在握，权倾朝野。可权力到了顶点，也到了危险线。雍正对他越来越不放心。密折频发，命令紧跟，削职、夺兵、逼检讨，一步步压榨。 汪景祺，这个文士，就站在风暴中心。 他是浙江杭州人，出身士族，靠科举入仕不顺，转头攀附年羹尧。写文案，颂功德，为年氏塑像立传，写下《西征随笔》等文件，把年羹尧吹得天花乱坠。他擅长造势，编排语言，把年羹尧捧成了“再造社稷”的英雄。 可惜，这样的“狗头军师”，一旦主子出事，便是第一批被清算的对象。 1726年正月，年羹尧在狱中自杀。雍正没松口气，反而趁热打铁，要挖干净所有“年党余毒”。汪景祺，就这样成了目标。 汪景祺真正惹祸的，不是谋反，不是通敌，而是嘴巴太甜、笔头太快。 《西征随笔》这本小册子，在年羹尧生前是捧臭脚的样本，在其死后却成了“妖言惑众”的铁证。书中一句“年公不世出之材，帝王不遇之才”，让雍正龙颜大怒，认为这是在影射皇帝无能。 文字狱，在清代尤其锋利。汪景祺的文才本是饭碗，却成了刽子手的刀柄。 1726年十二月十八，汪景祺被押赴刑场。不是普通斩首，而是“枭首示众”。他的人头被砍下，挂在菜市口高杆上，写着“年党余孽，惑众罪人”。他的妻子流放黑龙江为奴，兄弟发配宁古塔，族人清查，家产抄没。 而那颗头颅，就这样挂在那里，成了北京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成了士人心头的噩梦。 正常情况，首级最多挂几天就收回。但汪景祺的头，却挂了十年。 风吹、雨打、晒干、腐烂，换了绢布，重新包裹，再挂回去。这不是示众，这是警告。雍正不是不讲法度，而是用“杀一人，震百官”的方式，把帝王心术演得透彻。 文人最怕的不是死，是被打入“文字狱”。汪景祺死得不冤，他是“典型”，也是“样本”。雍正要让朝中所有阿谀之人、党附之流、笔杆谋官者知道：靠权势爬上去的，必将一起跌下来；靠文字谋荣宠的，终将被文字害死。 这一挂，吓得多少书生封笔、多少士子不敢修史、多少官员不敢投帖？ 这一挂，也稳住了雍正的政治节奏。他除掉了年羹尧，也连根拔除了“年党遗风”。朝堂肃清，吏治收拢。 可那颗人头，仍挂在风中，不停转动，如幽灵，如诅咒。 1735年，雍正驾崩，乾隆即位。 隔年，一位左都御史孙国玺上疏，说菜市口那颗头还在挂着，已经变得人不人鬼不鬼，风化干瘪，吓坏路人，也有失圣朝仁政。乾隆不想再沿用父皇那种“恐怖统治”，立即批准摘下、收殓，予以安葬。 这一年，距离汪景祺被杀，正好十年。 汪家的命运，也悄然松动。妻子获赦，子孙不再受连累。但他们已经彻底退出了士林，像被封存的“警世书”，再也没有声响。 而那段“文字逼死文人”的历史，被慢慢遗忘，直到后人写史，才又翻出那颗头——挂了十年，冻住了一个时代。 汪景祺，不是名臣，也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时代的“顺风笔杆子”。他懂得借风生势，也懂得拍马得利，可他忘了：皇帝要的，不是忠诚的文士，而是可以随时丢弃的工具。 年羹尧死后七天，他就被推出去祭刀。那颗人头，在风里晒了十年，每一寸裂痕都写着四个字：皇恩难测。 他死于文字，也被文字记录。他的故事，不只是汪景祺的命运，更是所有依附权贵者的写照。拍马容易，落地难。雍正杀的是人，却也杀尽天下人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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