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2岁的地主婆变卖了所有家产，支持儿子抗日，儿子拿到钱后瞬间失联，几年后，地主婆意外在报纸上看到儿子的消息，原来这么多年他骗了自己......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7年春天，通化的风还带着寒意，一份旧报纸被人送进青岛一处简陋的屋子里，纸页微微卷边，上头印着一条消息，王毕氏坐在炕沿边，双手颤抖地展开报纸，目光一点点扫过那熟悉的名字——王凤阁，牺牲，她没有哭，只是把纸叠好，放进贴身的衣襟里。 她的儿子，是她一生的骄傲，可这份骄傲来得太沉重了，从他砸碎家中砚台的那一刻起，一切就注定回不了头。 1931年秋，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沦陷了，家乡通化也没能幸免，那年王凤阁才二十出头，毕业不久，正准备去县里教书，可国土沦丧的消息像一通闷雷，在他心头炸响，他把那块陪了他多年的砚台摔得粉碎，说是从今往后不再写字，而是要拿枪。 那时王家还算殷实，几代人积攒下的田地、商铺，还有几箱银元，足够过上几十年安稳日子，可王凤阁坐不住了，他不声不响地离家，开始在山里联络那些逃兵、伐木工、还有些曾经的绿林好汉，想拉出一支抗日武装。 消息传回来时，王毕氏已经知道了，她没有责怪儿子，而是开始张罗家里的事，她把老宅后院的大咸菜缸清洗干净，缸底铺上油纸，再藏进几支枪和几十发子弹，上头盖满酸菜，用盐水压实，每次送菜，她都亲自看着装车，送到城外再交给信得过的人。 不久后，王凤阁在红土崖一带拉起了队伍，取名“辽东民众自卫军”，这支队伍最初只有几十人，穿的衣服五花八门，有的穿短打，有的还穿着改过的长衫，武器也杂，有土枪，有大刀，甚至还有人背着锯子，但他们打起仗来却毫不含糊，往往打一枪换一支枪，从鬼子手里硬生生夺出装备来。 王毕氏知道，这样下去，光靠抢是不成的，她开始大范围变卖家产，家里的四间商铺没了，田地一块块转了人名，就连她准备入土用的寿材也被她拆了卖木料，她把这些钱装进麻袋，一袋一袋让人送上山，有一次，二十个麻袋装满了银元，用四辆马车拖着走，车队从通化出发，走了整整三天才送到。 这些钱成了王凤阁部队的命脉，他们买来枪支、药品、粮食，还招募了更多志愿者，王凤阁亲自带人突袭柳河县城的日伪据点，那一次，他们释放了几十名政治犯，断了电线，堵住增援道路，打得日军措手不及，自卫军的名声也从那时起传遍辽东。 可这份名声也带来了危险，日军开始悬赏捉拿王凤阁，甚至扬言“若不投降，诛其全家”，王毕氏听说后，深夜里收拾细软，带着家人离开了老宅，去了青岛避难，她怕连累儿子，也怕再有一次突袭，会让王家血流成河，那年她已经五十二岁，走在崎岖山道上，脚裹着小脚布，咬牙一瘸一拐地走了几十里山路，只为在离开前再看儿子一眼。 他们在一个山坳里的临时指挥所见了面，她把最后一批物资交给他——布匹、药粉、还有一封用毛笔写的信，说的是：好好活着，别让娘白送了这些家底。 那次分别，她心里隐隐知道，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五年后，报纸上的消息印证了她的预感，王凤阁、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儿子，在被围困三天三夜后，弹尽粮绝，全部牺牲，那孩子才五岁，据说临终前还喊着“不吃亡国饭”，那一刻，王毕氏沉默了很久，她没有崩溃，只是在炕上坐了一夜，天亮时，她把那张报纸贴在墙上，一笔一划地写上“忠魂”两个字。 她没有为儿子请求烈士待遇，也没有要求为王家修墓立碑，她说：“死得值，就够了，”她开始在青岛打短工，洗衣做饭，攒下的钱捐给当地的学校，有人劝她：“你该享清福了，”她摇头只说：“让孩子们多读点书，别再让外人欺负，”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整个城市沸腾了，王毕氏那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褂子，走到青岛的一所小学前，看着孩子们排队升旗，她站了很久，直到太阳晒得她满头汗，她才转身离开。 晚年时，她住在一间小屋里，墙上挂着那张泛黄的报纸，还有一张王凤阁的照片，她常说：“我儿是个读书人，后来是个兵，最后是条汉子，” 1952年冬天，王毕氏在青岛安静去世，她走得时候，身边没有亲人，只留下一口老木箱，里面是她一生的全部：几件补了又补的衣裳、一张旧报纸、一块系过银元的麻绳，和一封从未投寄的信，写给王凤阁。 多年后，那口曾经藏过枪的咸菜缸被送进通化抗联纪念馆，缸身上有一道斜裂，像地图上的一道伤痕，讲解员说，那是盐水渗出来留下的痕迹，也像是一个母亲的眼泪，流了几十年，从没干过。 信息来源：吉林省档案馆藏《王凤阁抗日案卷》、通化市政协编《东边道抗日史料汇编》、王凤阁部下赵明哲回忆录《血战南满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