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也只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 1975年初，毛泽东在中南海询问功德林战犯情况，工作人员汇报还有二百多名国民党战犯在押，多为军官和特务，经过多年改造仍未转变。毛泽东指出关押时间长，这些人年龄大，体力弱，无法作乱，下令全部释放。公安部清查名单，总计二百九十三人，包括国民党军官二百一十九名、党政人员二十一名、特务五十名、伪满洲国人员二名、伪蒙人员一名。其中黄维、文强、周养浩等顽固分子。公安部建议留十三名继续观察，毛泽东批示不必挑选，一律释放。 三月十七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通过恢复公民权决议，强调释放后发安置费，自由选择去向。三月十九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特赦令，通知各地管理所执行。北京功德林收到命令，组织医疗队检查每人身体，记录状况，开药处方。狱方召集战犯到礼堂宣布决定，分发新衣裤鞋袜和用品，每人一百元安置费。黄维代表朗读集体感谢信，列举政策和改造经历，其他人收拾行李。管理所安排车辆运送，有人去医院检查，有人乘车离开。 上海提篮桥管理所同步执行，为战犯提供食品交通费，核对身份，发公民证件。抚顺管理所为东北战犯办理手续，医疗队检查肺心问题，开药记录档案。释放分批，先处理健康差的，再安排其他人。整个行动覆盖全国场所，二百九十三人获自由。中国社会稳定，这些战犯无威胁。公安部协调，确保来去自由，有人选择留在大陆，有人申请去台湾或海外。 释放名单包括蔡省三、王云沛、陈士章等原国民党将领。过程有序，狱方准备衣物食品，医生开方子。战犯领到钱，选择安置地。整个特赦从1974年底毛泽东长沙指示开始，公安部多次调整名单，减到二百九十三人。行动体现宽大政策，前批特赦如杜聿明等已融入社会，这次最后一批关押二十多年的人也获公民权。 特赦后，大多数战犯留在大陆，黄维在北京安置，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整理国民党军事档案，与妻子居住，妻子管家务，他偶尔出席会议，1989年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八十五岁。杜聿明继续文史工作，撰写抗日和解放战争回忆录，提供国民党作战细节，帮助历史研究，在北京安置，领取工资，子女教育正常。 王耀武、宋希濂等人留在大陆，参与文史资料整理，记录国民党内幕。子女参加工作，生活融入社会。大约十人申请去台湾，当局安排专机送行，周养浩、蔡省三、王云沛等原国民党少将抵达后，台湾当局接待，这些人多数低调生活，不参与政治。蒋介石听说惊讶，但他们没泄密。 少数人移居美国，如陈士章，到达后定居，过平静日子。这些战犯无论在哪里，都未公开批评大陆政策，有些私下认可中国发展，成为两岸交流渠道，推动经贸往来。留在大陆的拿工资，子女上学正常。有些写回忆录，记录抗日事实。 这批战犯改造经历劳动教育和思想讨论，从1949年到1975年，坚持不杀一人，全放。相比国民党抓人就杀，这边强调改造。释放后，他们不再威胁，有些贡献文史资料，帮助记录战争事实。中国恢复秩序，特赦促进统一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