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中国代表团到印尼参加雅加达国际会议，第三天下午出事了：大楼前旗杆上的中国国旗被人扯下来了，其他国的国旗却安然无恙。大家听罢，连忙奔下楼去。 杨冠群这个人，从上世纪中叶出生，就一头扎进外交这条路。1950年，他进了外交部，那时候国家刚成立没几年，他从基层干起，处理各种国际文件和联络事宜。次年，他被派到朝鲜战场，加入志愿军停战谈判小组，一直干到1954年。那几年，他主要负责整理谈判记录和传递信息，帮助小组协调各方立场。回国之后，他调到驻阿富汗大使馆，当了个随员，日常工作就是办签证、领事保护啥的，在喀布尔那个地方，环境挺艰苦，但他一步步适应了。 后来，杨冠群转到教育岗位，在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当讲师。他教学生们外交知识，讲案例分析啥的，那时候外交人才紧缺，他贡献了不少。进入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后，他升到副处长，负责区域政策的协调工作。每天翻档案、开会讨论，挺忙碌的。1970年代末，他去了纽约总领事馆，当领事，主要管侨务和保护华人权益。在纽约那种大城市，他接触到各种复杂情况，经验积累了不少。 1980年代初，杨冠群调到华盛顿使馆，任一等秘书，参与中美之间的具体交往。那段时间中美关系刚正常化，他干了不少基础工作。之后，他又去泰国使馆当参赞，处理双边关系和多边协调。在泰国，他接触到东南亚事务，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职业后期，他成了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讨论。这些岗位让他在亚洲外交上特别有心得，尤其处理突发问题时，从容不迫。 说到1988年4月的那件事，中国代表团去印尼雅加达参加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44届会议。那时候，中印尼自1965年中断外交联系，已经断了20多年，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点贸易恢复的迹象。正式复交还要等到1990年8月。所以，这次会议对中国来说，是个试探两国关系的场合。中国派出了代表团，先遣小组有三人，杨冠群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提前到雅加达，负责准备工作。 他们住的酒店和会场在同一栋大楼，这省了不少事。抵达后，先遣小组先在酒店内外转了转，了解会议厅、餐厅、商店等位置。街上也看了看，交通和治安都还行。酒店门前有四十多根旗杆，挂着参会国的旗帜，中国五星红旗也在其中飘扬。这在断交多年的国家看到，确实让人觉得有种象征意义。 可第三天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出事了。杨冠群正和同事商量事，一名职员跑来说，旗杆上的中国国旗不见了，有人看到是个穿军服的人扯下来的。代表团的人一听，都跑下楼查看。果然，其他国家的旗帜都在，就中国的那面没了。这事严重了，因为两国还没复交，涉及国家尊严。 代表团长决定马上找联合国机构领导人基布里亚。可基布里亚去了印尼外交部，他的副手拉赫曼接见了中方。拉赫曼听了也意外，分析这不是随意事件，有政治背景。拉赫曼觉得外交部处理不了，得上报到苏哈托总统那里，因为苏哈托是总统兼三军司令，能管住军方。根据安排，当晚十点基布里亚要见总统，拉赫曼答应联系基布里亚，让他帮忙力争解决。 同时，中方告诉拉赫曼，如果事没圆满解决，第二天中国代表团就不出席总统主持的开幕式了。晚上，大家等着电话，时间过得慢。直到午夜零点二十分，拉赫曼来电，说见过总统了，苏哈托表示歉意，保证旗帜马上恢复，中方可以安心出席开幕式。 第二天早上，杨冠群去看，旗帜果然又挂上去了。开幕式在中方出席下顺利举行，中国代表发言，还办了招待会，会议整体推进没问题。这件事之后，杨冠群继续他的外交生涯，处理更多国际事务，直到退休。他晚年回忆这些，总是强调维护国家尊严的关键。印尼通过这事，显示了解决问题的态度，两国关系在1990年8月正式恢复。 这起国旗事件，其实反映了当时中印尼关系的敏感性。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苏哈托上台后，反共情绪高涨，导致两国断交。断交期间，印尼对华政策很强硬，华人华侨受了不少苦。1980年代，印尼经济需要发展，开始松动对华态度，先从贸易入手。1985年，两国签了直接贸易协议，但正式外交恢复还需时间。 中国这边，从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更灵活，愿意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会议是个平台，让两国有机会接触。这次会议主题是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代表团带去了发展经验，印尼作为东道主，也想借此展示形象。可国旗被扯，差点坏事，好在通过联合国渠道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