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泽东接见茅以升，说：我们是本家，你建的桥我走过八遍 “1955年12月，杭州的冬夜有点湿冷——’茅老，我们可是本家，你的钱塘江大桥，我前后走了八回。’毛泽东边说边拍拍茅以升的肩。”一句家常话，让满屋子的灯光都变得暖了几分。茅以升微微欠身，应了声“主席，桥修得值！”场面不见半点官样文章，更像两位久未谋面的族亲拉家常。 毛泽东为何用“本家”相称？话头可以追到一八九六年。那年，茅以升生于镇江，毛泽东生于韶山，两地同属江南文化圈，语言近、口味近，私下打趣“都是江南子弟”，久而久之，“本家”成了毛主席见到茅以升时的口头禅。不得不说，这种亲近感，给当年仍有些拘谨的工程专家吃了颗“定心丸”。 现场宾客很多，毛泽东却专挑“桥”聊。说到第八次踏过钱塘江大桥时，他抬手比划起“风平浪静”和“潮涌惊人”两个手势：“我去上海，南来北往都得走它。”茅以升听得心里直热：若无三十年代那段刀口舔血的造桥史，哪有今日总统山般的认可？ 时针拨回一九三三年，北洋大学课堂里还在板书的茅教授，突然收到一封加急电报——“赴杭议桥”。浙江省修浙赣线，被钱塘江生生截断，国外公司抬价又卡技术。陈体诚一封手写信：“老同学，这次我们自己干！”茅以升咬牙离津，下江南，只带了一把计算尺和一腔孤勇。 半年勘测，三易图纸。桥基要打进江底三十米，还得兼顾火车、汽车双荷载。经费紧张、日机盘旋，处处掣肘。“没有现成经验，那就拿命去换。”他后来回忆。两年半后，汽笛长鸣，大桥通车。茅以升当天写了七页日记，最后一句是“大桥不让须眉于世界”。 激情尚在，战火却逼近。1937年11月16日，上级命令：炸桥。那一夜，他守在引信旁，烟雾散去，只剩残桩。茅以升抖着手写下“抗战必胜，此桥必复”。14箱施工资料，随后在西南大后方陪他颠簸数千里，这一坚持，日后成了修复桥梁的“生命线”。 1946年春，他带队回杭。桥躯残破，江风呜咽。木板临时桥仅能勉强通车，修复谈何容易。更糟糕的是内战硝烟未散，资金、钢材东拼西凑。就这样拖到1953年，钱塘江大桥终于全线恢复，一列绿皮车再次长鸣。站在岸边，茅以升默默合掌：旧中国埋下的遗憾，新中国补了回来。 同一年，他被任命为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1年春节团拜，会场里，周恩来牵着他介绍给毛泽东。茅以升鼓足勇气请主席题写校名。毛泽东说自己字“不灵光”，可转身还是送来两幅墨迹。教师们围在一起挑字，相中那幅圈了小圆点的——据说是毛主席暗示“我也觉得这幅好”。 桥修好了，学校办起来了，新的任务到来：武汉长江大桥。长江宽、流急，没人敢给工期。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位置，茅以升扛了。有人问他：“再来一次，压力大吗？”他嘿嘿一笑：“比起当年头顶敌机，这算小菜。”可别小看这句玩笑，背后是老工程师对共和国资源配置的底气。 1955年年底，代表团访日归国途经杭州，毛泽东在西湖边专门抽出一晚接见科学家。那就是开篇的场景。毛泽东沉吟片刻后说：“武汉桥可得再干漂亮一点。”茅以升答：“主席放心，定让您走第九遍、第一千遍！”两人相视，皆笑。 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通车，一车火车、一层公路，上承苏联技术，下融自家经验，被同行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国内报纸连版报道，国外专家纷至沓来。茅以升却跑去机车车头，摸了一把钢梁，说：“没什么神秘，就是中国人能行。” 他热爱写作，闲时写《桥话》，想把桥梁学说讲得像评书一样。1963年，连载登上《人民日报》。一次会议间隙，毛泽东笑道：“茅老，你这文章让老百姓都爱看桥，你不仅是工程师，还像个说书人。”茅以升哈哈一笑：“主席过奖，不过是白话多了点。” 岁月催人老，他却始终在路上。七十年代，大伙劝他歇歇，他又去了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现场。有人问：“这回不过瘾？”老人抬头望江，半晌回：“桥在，心就不老。”一句话，说得身旁年轻技术员心潮翻涌。 1989年冬，93岁的茅以升与世长辞。灵柩送行那天，北京下了小雪。北方交通大学的校门，仍挂着毛泽东那幅遒劲的“北方交通大学”六字。有人默念——那是桥梁人守望的第一桥，也是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扣的纽带。 从钱塘潮到汉江风，再到共和国的钢铁大动脉，茅以升用一生告诉后辈：桥，不只为车船行，更为人生通。他和毛泽东之间那句“本家”，听似随意，却把国家对科技、对人才的礼敬，写得通透而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