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彭德怀曾经的妻子浦安修在临终前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恳切地请求道：“杨尚昆同志，求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查看彭老总的传记……”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91年，在北京的病房里，浦安修已是弥留之际，她非常瘦弱，连呼吸都显得费力，却怎么也不肯合眼，她似乎在等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承诺。 当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走进病房时，她用尽全身力气，吐出几个字：“尚昆同志，请求您亲自审查彭老总的传记” 这份临终托付的背后，是一段纠缠了几十年的悔恨、守护与承诺，而故事，要从那半个梨说起。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命运急转直下，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样砸在了他的妻子浦安修身上。 当时浦安修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却一进校门就被拦下“谈话”，没完没了的“思想调查”和“攻心”谈话，持续了三十七天，几乎把她的精神压垮。 终于，一个深夜，她回到吴家花园的住所，彭德怀没说什么，正借着灯光给侄孙缝补一个破了的书包，手指被针扎出了血珠子，这一刻，浦安修再也绷不住了，哭着说：“我们离婚吧。” 老元帅沉默了许久，拿起一个梨，默默削好，切成两半，递给她一半，轻声说：“你要想好了，真要离，就吃了它。” 浦安修颤抖着手接过，流着泪把那半块梨咽了下去，“分梨”，即“分离”，这一口，成了她余生都无法原谅自己的痛。 谁能想到，二十一年前，在太行山，他们也是这样开始的，那时的彭德怀已年过四十，是战功赫赫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却因表妹“周瑞莲”为反抗包办婚姻跳崖自尽、发妻“刘坤模”在战乱中失散改嫁而心灰意冷。 可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在“陈赓”的“设计”下，他在排球场边见到了二十岁的北师大女生浦安修。 面对这位扎着马尾辫、充满活力的姑娘，彭德怀坦白了自己的年龄、草根出身和失败的婚姻，浦安修却仰头看着他，眼里全是崇拜：“我读过报道，您在太行山帮老乡修屋顶，啃着硬馍，我敬佩的就是您这样的英雄！” 而这份敬佩，超越了年龄和身份的差距，那年冬天，太行山司令部简陋的土坯房里，多了一对印着喜鹊的红瓷杯，也多了一位女主人。 可这份温情，终究没能扛过历史的狂风，分梨之后，吴家花园再无女主人，只有侄女“彭梅魁”照顾着元帅的晚年。 直到1974年，彭德怀病危，癌细胞已全身扩散，弥留之际，他神志不清地念叨着：“安修胃寒，别让她吃生梨。” 四年后，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浦安修抚摸着覆盖党旗的骨灰盒，哭得几近昏厥，她对老友“杨献珍”泣不成声：“我真傻，那年分梨，我应该把刀扔了的，我最不该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离开，最不该连最后一面都不去见。 这份悔恨，化作了她此后十年的全部动力，她要为丈夫立传，完成一份迟来的救赎。 国家补发的四千八百元，她一部分捐给彭德怀老家的学校，一部分送给当年的警卫员结婚用，剩下的四千块压在枕下，成了她写书的启动资金。 她拖着病体跑遍全国，在江西找到炊事班长的后人追忆往事，在石家庄档案馆一头扎进去抄录了三天三夜的会议记录。 有一次在八达岭不慎摔进山沟，被人救起时，怀里还死死抱着彭德怀1938年的行军笔记。 浦安修以彭德怀写下的八万字“交代材料”为基础，补充了无数细节，最终整理出整整二十七本厚厚的硬皮手稿。 这便是1991年，浦安修在病榻上托付给杨尚昆的那份沉甸甸的书稿。 杨尚昆接过书稿，湿了眼眶，他想起四十多年前，自己初到太行山，彭德怀还瞧不上他这个“学院派”，谁知九年并肩作战下来，两人成了过命的交情。 湘江血战后，他们挤在草棚里分食半块烤红薯，庐山会议后，他常去吴家花园探望，总看到老战友一个人蹲在池塘边发呆，这份情谊，让他深知这份托付有多重。 “放心，我一定认真看！”杨尚昆郑重承诺，尽管当时主政广东，日理万机，他还是推掉了下个月的所有会议，夜以继日地审读这二十七本手稿。 几个月后，他拍案叫好：“这书，一打开就放不下！”只可惜，浦安修没能听到这句赞扬，她在托付书稿的五天后，就平静地离世了。 为了不负所托，杨尚昆在书稿付印那年，还特地去印刷厂盯着封面烫金，当《彭德怀自述》这个书名在机器下被压出清晰的凹痕时，他仿佛触摸到了太行山那些永不冷却的番号。 直到1998年，《彭德怀自述》正式出版，读者终于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彭德怀，从平江起义的硝烟，到朝鲜战场的炮火；从为民请命的万言书，到身陷囹圄也挺直的脊梁。 书出版那天，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带着这本还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来到浦安修的墓前，轻轻地将书放在墓碑旁。 这份跨越了生死的约定，终于完成，而被尘封的历史，也在这本书里，重新见了光。